第四章

人道救助呼吁书与人权呼吁书

 

自93年下半年以来，丁与难友们的寻访、救助活动逐渐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丁提供有关“六四”受难者的线索，这对当时的寻访活动的迅速扩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94年1月21日，丁以个人名义向海内外各界人士发出了《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书》。在这份呼吁书中，丁回顾了这些年来寻访活动的历程，介绍了当时“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基本情况。据统计，截止当年1月已寻访到死难者亲属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约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人（户）。在60多家遇难亲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老人者27户，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另有3户有病困老人，一户为特困户。在伤残者40多人中，重残者25人，其中7人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5人仍在治疗中。

在这份呼吁书中，丁作了如下声明：“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均属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同时声明，“在目前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的情况下，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救援事宜，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亲属及伤残者。”

上述呼吁书公布后，得到了海外人士的广泛响应。除了全美学自联IIFC按计划转来捐款外，94年初，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以及圣·路易斯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等学校通过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转来了“六四”后募集的捐款，丁与张先玲女士把这些捐款按捐款方定下的标准，分送给了一些有困难的死难亲属和伤残者，每户200、400美圆不等。此外，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大赦国际、法国的玛丽·侯芷明，美国的STING夫人，英、德、法、日、澳、加、泰等国的留学生组织和一些个人，以及港、台地区的一些个人也都转来了数量不等的人道救助捐款。由此，用于对“六四”难属人道救助的款项得到了基本的保证。

自93年中国政府因申奥需要相继释放王丹、徐文立、魏京生之后，国内政治气氛一度有所放松。这年秋冬之交，秦永敏、周国强、刘念春等一批异议人士发表《和平宪章》，但是，尽管《和平宪章》的基调极其温和，却仍然遭到政府当局的严厉打压。一时间，国内政治气氛骤然收紧，北京、上海及一些省区的民间人士相继因思想、言论遭到当局拘捕或拘询，尤其是刚释放不久的魏京生再度失去了自由。

鉴于国内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丁蒋与许良英先生一起提议发表一封致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信，呼吁政府当局停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经商议，决定由许先生负责公开信的起草，并分头征集签名。3月11日，一封由许先生牵头，有刘辽、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以及诗人邵燕祥、作家张抗抗等七人联署的、题为《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公开信在海外媒体正式发表。

这份公开信指出：“最近发生的多起因思想言论而遭到当局拘捕、拘讯的事件，使国际舆论哗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有志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并深感不安和忧虑。”

公开信同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并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理应率先恪守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而不应因国内的人权侵犯记录而成为国际舆论谴责的对象。”

公开信表示：“只有尊重人权，确保公民各项应有的权利，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否则，只会激化矛盾，诱发动乱，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公开信最后呼吁当局果敢地结束我国几千年来因思想、言论、文字治罪的历史，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而被关押的人员。

这是自“六四”事件以来第一次由国内知识界人士联署的人权呼吁书，也是丁蒋以“六四”死难亲属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加入国内人权运动的开始。这封公开信发表后，有海外媒体称之为“七君子”上书，但也有人批评此举为“挟洋自重”。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由于此次上书，丁蒋和许良英先生都受到了政府当局的打压和监控。3月10日，在丁蒋的住所（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周围出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警察和监视车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6日，丁蒋受到便衣警察的24小时全天候监控，遂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完全被隔绝。这是丁蒋自91年5月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以来第一次被剥夺人身自由。

同日下午，台湾《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先生、大赦国际工作人员史雯女士(瑞典)先后来人民大学宿舍看望丁蒋。下午2点，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人民大学的治保人员以及家属委员会的“小脚侦缉队”约20余人，突然包围了丁蒋的住宅。下午3点半，他们的住宅电话被切断，失去了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当日下午四点，便衣警察强行绑架了刚离开丁蒋家的台湾《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先生，审讯达三小时。随后离开丁蒋家的大赦国际史雯女士同样遭到便衣警察的扣押、审问。

几乎在同一时间，徐良英先生的住宅楼门口，也被便衣警察严密封锁，不准许许先生夫妇外出，也不准来访者看望许先生。为此许先生通过海外媒体发出了抗议。

此后几天，便衣警察始终未曾间断对丁蒋的监视，甚至在校园里当众辱骂丁蒋为“汉奸”、“卖国贼”。与此同时，在丁蒋家门口频繁地发生绑架、扣押、盘问来访者的事件。

为此，丁蒋多次通过人民大学校方（因对外联系被切断）向国家安全部门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便衣警察的监视、骚扰和辱骂；要求恢复被切断的住宅电话；要求不受干扰地去校外医院治病（此前丁定期去医院治腰椎病）；要求停止对来访者的绑架、扣押、盘问……。然而有关方面对丁蒋的抗议始终置之不理。

94年是“六四”惨案五周年。这一年，是中共执政当局在对待丁蒋的态度和政策方面作出根本性改变的一年。在这之前，执政当局对丁蒋的打压和惩处，一般通过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行政系统来实施；而在这之后，则改为由国家“专政机器”——国家安全部门直接实施。

3月26日上午8点30分至下午4点30分，美籍自由制片人卡玛（中文名韩倞[Liang]，韩的父亲为中共老朋友、美国农业专家韩丁）与其丈夫、自由摄影师高富贵（中文名）以及录音师等一行五人由江棋生陪同来丁蒋家里拍摄电影《天安门》（当时未定名）。

在这次拍摄中，丁谈了“六四”五年后的心情、感想，回顾了五年来走过的路程：从儿子的遇难谈到自己最初的抗争；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注谈到对“六四”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寻访、救助……。其间，丁以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为实例，讲述了五年来死难亲属所遭受的痛苦与煎熬。这是丁五年来第一次有机会系统、完整地披露“六四”受难者群体的详细情况。

这次拍摄行动引起了北京市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摄影师高富贵以及陪同他离开人民大学的江棋生遭到了便衣警察的长时间跟踪，追逐，险遭拘捕。

在此期间，丁还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广播公司（CNN）、美国华盛顿邮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等媒体的文字或电视录像采访，内容除了谈及“六四”后个人的经历、遭遇，还谈及几年来所从事的寻访和救助活动。

3月29日，丁收到美国纽约一家公司销售经理的来信。信上说他从纽约一份中文报纸上读到了有关丁子霖教授对“六四”难属和伤残者从事救援活动的报道，他愿意把有关情况介绍给美国的民众，让大家来帮助这些受难者，只要不涉及任何政治活动。如果条件允许，他本人愿意认养一个儿童（遗孤），尽他自己的一份心愿。后经多次联系，商定由死难者刘燕生的女儿作为认养对象。

此项个案援助计划自94年开始后持续了很多年，使受援者有可能进入小学、中学。

尽管自3月以来，丁蒋不断受到便衣警察的监控，给他们所从事的寻访救助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这项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间隙，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带来新的发现的线索，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与每一位确知其下落的死难亲属和伤残者取得联系。有时，丁因受监控而无法出门，就由张先玲女士等其他难友分担寻访工作。

这一年是国家安全部门对丁蒋实行严密监控的一年，但也是他们与难友们的寻访活动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

自这一年年初以来，人大哲学系博士生江棋生曾协助丁做了一些寻访和救助方面的事情，由此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4月5日上午9点，江棋生在本市建国门立交桥外交公寓附近遭到国安部门的便衣警察的无端殴打，并辱骂他为“汉奸”。

为此，江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公安方面对他所施之的暴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公安方面却始终不予理睬。

 

“汉奸”与“爱国者”

这年4、5月间，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否继续延长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美国朝野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海内外中国异议人士也就此事纷纷敦促克林顿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此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夫来华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政府磋商时，其助手夏塔克曾与魏京生有过接触。

5月27日，“美联社”就最惠国待遇问题对丁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丁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尊重美国总统的决定。但是，“人权”具有普遍性，它是世界大家庭范围的事情，美国政府作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其他国家、推动其他国家改善人权状况，正如中国这个有着12 亿人口的大国，也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如果将来中国的人权状况真正得到了全面、普遍的改善，那么它也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帮助世界上人权状况不好的其他地区或国家，推动改善他们国家的人权状况。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对任何来自国际社会的对于我国人权状况的关注，都表示欢迎。”

在这次采访中，丁列举并谴责了最近时期中国有关当局粗暴践踏人权的一系列恶劣记录，同时批评了克林顿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姑息态度。基于当时的情况，丁对克林顿总统决定“无条件”延长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做法表示遗憾，她说：“如果问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的耻辱，历史将证明克林顿是错误的。”

这次采访在海外媒体广播后，丁蒋收到多封恐吓、辱骂的信件。6月3日，丁蒋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伙北京人”的恐吓信，信是请“人民大学学生会、教务部”转的，时间是1994.5.31。一个白皮信封上既无收信人地址、邮编，也无寄件人姓名、地址、邮编，只用打字机打了丁、蒋的名字，而且是黑体字。信是直接放在丁蒋信箱里的。信中辱骂丁蒋为“汉奸”、“卖国贼”，说他们儿子的死是受父母指使的结果，因此死得活该。该匿名信还声称：“共产党对你们实在太人（仁）慈了，要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时代，你们早没有命了！”

几乎与此同时，丁还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刘亚平”的天津大学生的来信。这位大学生在信中辱骂丁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卖国求荣的现代汉奸”等等。为此，丁专门写信给这位大学生就他的一些观点、看法进行了讨论。丁指出：“来信对我在采访中谴责政府当局的“六四”屠杀事件和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暴行不置一词，而竟以所谓‘爱国者’自居，站在杀戮者的立场，肆意辱骂与之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如果这也算‘爱国’，也算‘中国人的良知’，那么，就让这样的‘爱国’，这样的‘良知’见鬼去吧！”

丁的这封回信按来信的邮编、地址及姓名寄出几天后却被退了回来，回条上写着“经查无此地址”，原来也是一封署了假名的匿名信。

此后几天，丁蒋又多次接到内容类似的匿名骚扰电话，据称他（她）们都是“爱国”的大学生。

5月28日晚，江棋生来人大看望丁蒋。当他离开丁蒋家后却遭到公安人员的跟踪、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遭到无理关押，历时45天。

 

第一次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

“六四”五周年前夕，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散布丁蒋的谣言，指称丁蒋将在周年期间，组织“六四”难属搞非法活动。他们找到一些难属，警告他们不要外出，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参与丁子霖组织的活动。

　　为此，丁子霖特发表严正声明：

　　（一）上述对我的指称纯属捏造，我保留司法追究的权利；

　　（二）我从事“六四”难属的寻访、救助工作，旨在互助互慰，无意在难属中建立任何组织，或从事除人道帮助以外的任何活动。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帮助，我多次声明纯属人道性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对此项工作的任何中伤、诽谤，都无损于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我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停止对此项工作的干扰。

　　（三）我将继续以个人名义从事此项人道救助工作，希望有关当局保持理智，不要借故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否则，无补于社会的稳定。

周年临近，安全部门对丁蒋的监控变本加厉，几乎完全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为此，丁蒋在忍无可忍之下于5月29日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抗议3月以来国安部“便衣警察”对他们的监视、骚扰甚至辱骂和威胁。

公开信表示：“在我们儿子的生日和忌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把我们住宅周围的便衣警察和监视车辆撤走，恢复我们的人身自由。”

公开信指出：“我们谴责89‘六四’政府对和平居民的血腥屠杀，我们为在那场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人们作名誉辩护，这是履行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政府首脑和官员们天天都在“代表”人民说话，为什么人民自己不能说话！”   

公开信还指出：“我们以一己之绵薄，寻访‘六四’受害者及其亲属，旨在互助互慰，呼吁人道救助。对于这个受害群体的痛苦和困难，政府不管，难道也不让我们同命运者自己来管！我们多次声明，对受难者的援助纯属人道性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难道为‘六四’受难亲属接受并转达此项援助就成了‘汉奸’、‘卖国’！”

最后，公开信重申：“政府当局应立即停止对我们住宅的监视和骚扰，立即恢复我们的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从6月2日儿子出生的时刻开始至6月4日，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绝食抗议,以告慰亡灵于九泉。”

这是五年来丁蒋以个人名义第一次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