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劫后南行

 

由于悲伤过度，丁蒋接受亲友劝告，在安置好儿子的遗骨后，于9月18日登上南去的列车，暂时离开了北京这块曾经给予他们美好记忆而如今除了痛苦、悲凉之外不再有任何留恋的地方。他们来到了两人共同的故乡江苏南部的太湖之滨，想从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从曾经得到过乡情、亲情的温暖的地方寻找到一份心灵的抚慰。

离京后第一站，他们专程去了上海，为的是要拜访当时已退居二线的前上海市长汪道涵先生。丁在文革期间曾与罢官在家、接受审查的汪有过一段交往。这次专程去上海，是想从这位前共产党高干那里寻求有关“六四”惨案的一个答案：“究竟为了什么，共产党非杀人不可？”

8月21日，汪道涵先生在上海市委的一个小会议室接待了丁蒋。对于丁提出的问题，汪没有做出正面回答，但他说：“……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也很残酷，给全国，也给全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这次事件那样的惨烈。”

他接着说：“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宽慰你，我只想对你说，这不仅仅是你个人和你家庭的不幸，而且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的不幸。……我想，我们只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一场悲剧。”

对于汪道涵先生的回答，丁自然不会很满意。作为一个正统的老共产党人，他不可能公开谴责由自己的党发动的那场大屠杀，但他并没有重复当时官方有关“六四”的种种说辞。在那样一个时候，对丁来说已经是精神上的一种安慰了。

在南方的两个月暂住期间，丁还有生以来第一次访问了自己的祖藉苏北泰兴黄桥镇。黄桥是丁的二伯父丁文江的故乡，丁的父辈都是从黄桥米巷走出来的。在黄桥米巷，有一座丁家老宅，人称“丁家花园”。丁出生于上海，成长于苏州，以后又辗转东北和北京，足迹离黄桥米巷渐行渐远，几十年里始终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一步。是“六四”这一场摧毁性的大劫难，把丁整个儿拉回到了祖辈们繁衍、生息的地方。这里毕竟是她的生命之“根”，她血液里流淌着故乡的水，呼吸里回荡着故乡的气息。这次黄桥“寻根”，她渴望从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寻觅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

11月下旬，丁蒋返回北京。此时北京市区仍处于戒严部队的控制之下，校内校外依然一片肃杀。但是，作为一名教师，丁蒋意识到自己对学生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或拖着病弱的身躯，或强忍着丧子之痛，又重新走上了讲坛，直至92、93年两人相继被剥夺教席为止。

1990年1月，首都北京解除戒严，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恢复先前的活力，那场大屠杀深深烙印在人们心头的恐惧和惶惑仍每时每刻迫使人们保持着一种谨慎和自律。

 

心系同难者

在89年的那场大屠杀之中，丁蒋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共有6名大学生、研究生遇难，另有两家教工的子女同时遇难。当时，丁蒋出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切，曾托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除了个别死者的姓名及死者所属系、所之外，其他一无所知。由于死者档案已经在“六四”后封存，也由于知情者出于恐惧不愿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无法对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外地死者亲属的下落）作进一步的了解，也就只好暂时放下。

但死难亲属的心总归是连在一起的。1990年“六四”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丁蒋送来了一张小纸条。她告诉丁，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她说这张纸条看样子还是在清明节时留下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留下了留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于是，丁随即给这位遗孀写了一封信。几天后，丁收到了回信。信上说，过一些时候她要来看望丁。大概是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着黑色裙衫的年轻女子来到了丁蒋家里。她就是那位渴望与难友取得联系的遗孀——尤维洁，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她告诉丁，她身上穿的这身黑色裙衫，是她丈夫出差广州时为她买的，想不到丈夫一回到北京就遇难了，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她穿上这身裙衫。尤维洁，是由于共同命运走到一起来的第三位难友。

这一年，丁很多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她所在单位——人民大学哲学系——党组织的领导人几乎每周都要来家里“劝说”她履行党员登记手续，但丁坚持要政府对自己儿子的死作出负责的交代，结果每次谈话都不了了之。但丁一如既往，带病去教室给研究生讲课，由于身体虚弱，几乎每次都是由蒋用自行车把她驮到教室，下课后又由学生用自行车把她驮回家里。

年底，丁蒋收到尤维洁寄来的一张年卡，上面的题词为：逝去的已经永远不能再回，让我们把伤感留住在心里。……这一年，这几位“六四”受难者亲属就在这种肃杀、悲凉的气氛中度过的。

 

第一声呼喊

1991年大年初二，遗孀尤维洁母子俩由一位熟人陪同一起来到人民大学家属宿舍看望丁蒋。这位熟人就是丁在“文革”前的学生、原中国新闻社记者高瑜。她因卷入89天安门运动被秘密羁押15个月，刚于不久前获释。高原先认识尤维洁的的丈夫杨明湖，杨曾是高瑜弟弟的同学。这一天下午，丁蒋与尤、高四人又一起去紫竹院航天部宿舍看望了张先玲夫妇。这是三家“六四”难属第一次在一起过春节。

同年清明节前夕，高向我们介绍了香港《新报》记者张结凤女士。张女士希望丁能接受她的采访，丁同意了张的要求。这次，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张先玲女士。这是丁、张以死难者母亲的身份第一次接触境外媒体，向外界披露“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和她们儿子遇难的情况。

清明节那一天，香港《新报》以大半版篇幅报道了该报记者张结凤女士对丁、张的采访，并配发了死难者蒋捷连于1989年5月17日参加游行的照片及其父母为儿子举行百日祭时所设灵堂的照片，该报同时刊出了遇难者王楠生前的照片和张先玲女士的一首悼诗。

同年5月初，丁蒋在自己家里接待了来访的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记者赵爱素（中文名字）女士。赵表示希望丁能接受她的电视录像采访。她说她曾接触过几位“六四”死难者的亲属，但他（她）们出于恐惧都拒绝接受她的采访。她同时声明，接受此类采访双方都会冒很大风险：她作为外国记者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受访者则有可能被关进监狱。她要丁自己来作出决定，并给予半个月考虑的时间。

经慎重考虑，丁决定以死难者母亲的身份接受拟议中的采访。

5月15日，丁在自己家里接受了ABC记者赵爱素一个小时的电视录像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丁披露了儿子蒋捷连遇难的经过。她说：我的儿子还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是在6月3日夜晚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竟没有来得及给父母留下一句遗言，只留下了一件浸满鲜血的T恤衫。

她说，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生。她说她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要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的结论。

    丁还在此次采访中谴责了两年前政府当局发动的那场大屠杀，驳斥了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在两代会期间面对海外媒体散布的有关“六四”事件的谎言（他声称政府不公布“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名单是为了尊重死者亲属的意愿，因为这是一场“暴乱”）。丁要求政府公布“六四”事件的真相，要求国家主席江泽民兑现诺言，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和死亡人数。

最后，丁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要忘记中国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悲剧，不要忘记那些永远被剥夺了生存权利而再也不能为自己申辩的亡灵。

丁的这次访谈后来整理成一篇短文《我的话》（参见《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94年出版）。

6月3日，丁又一次在自己家里接受了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的采访，并向贺提供了蒋捷连生前与父母的合影和1989年5月17日蒋捷连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的照片。6月4日《独立报》以“迫使父母去寻求真相——一位两年前遇难青年的家属与贺安雷·西金斯的谈话”为题，详细地报道了这次采访。这是丁第一次向英国媒体直接披露“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和儿子遇难的情况。《独立报》同时刊登了《我的话》一文的英文译稿，记者所加标题为：“不要忘却那些再也无法为自己申辩的死者——1989年6月3日夜晚被人民解放军射杀的17岁高中生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致函《独立报》发出呼吁”。

这一年的6月4日，香港《新报》撰文介绍“六四”事件的遇难者、中学生蒋捷连。同时刊登了丁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吁》（即《我的话》）、《家属辞灵哭别祭文》（即丁在儿子火化时给儿子的送别信），还配发了蒋捷连与父母的最后合影及灵堂照片。

6月15日，在香港出版的《当代》月刊6月号“六四”专题刊出了丁蒋提供的三篇文章，其中《我们的儿子蒋捷连》（署名方林）为第一次发表。同时，该刊还配发了一组照片：其中蒋捷连于5月17日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及其遗体照片系第一次发表。

《新报》和《当代》所刊出的这些文章、照片，后来成了当局用来惩处丁的所谓“罪证”。

 

刘晓波、江棋生从秦城走近罹难者亲属

这年7月的一天傍晚，刚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广场绝食者刘晓波来人大宿舍看望丁蒋，并在蒋捷连的灵前致哀、献花。第二天，他又送来了当夜写成的一首悼诗《给十七岁》。刘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你擎着旗帜倒下时；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耻辱应该让语言沉默。我甚至于没有资格给你写诗，我不配。因为你的十七岁已经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所有人为的造物。”刘晓波原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1988年博士论文答辩时，蒋被聘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在此前后，刘与蒋有过不少交往，并曾见过蒋捷连。

由于丁在海外媒体的曝光，丁的名字及其儿子在“六四”惨案中遇难的情况逐渐为国内外人士所知。这一年的秋天，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六四”伤残者张亚来来人大宿舍看望丁蒋。这次见面他谈到了自己在惨案中受伤的经过和受伤后的情况，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位死难者和两位伤残者的名单。随后，丁蒋与那位死难者的妻子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两位伤残者作了初步接触。此后，丁全身心地投入了寻访“六四”受难者的活动。

1992年初，丁蒋又认识了本校、本系的博士生江棋生。江在89学运中为高校对话团成员，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他因拒绝“说清楚”自己在学潮中的所谓“问题”，校方以态度顽固移送北京市公安局秦城监狱关押，17个月后因难以罗织罪名以“不予起诉”释放。出狱后，江一直关注着丁蒋所从事的“六四”受难者寻访、救助活动，并开始默默地协助丁蒋做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