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夜，一个血腥的黑色周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首都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历时50天的89天安门民主运动以流血惨案告终。

6月3日夜十一时许，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四班学生蒋捷连喋血西长安街木樨地，时年17周岁。

6月4日凌晨3时半，北京西城月坛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王楠于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遇难，时年19岁。

        

 

自6月3日夜至4日凌晨，成百上千的中华优秀儿女倒在了共和国的枪口、刺刀和坦克履带之下，首都街头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到处是弥漫着的硝烟，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到处是凄厉的哀号和哭泣，整个北京城仿佛陷入了世界末日。

蒋捷连的遇难，令人大附中全校师生一时间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愤慨之中，学生们纷纷提议在第二天的例行升旗仪式上为死者降半旗致哀，但校方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及安全方面的考虑，劝阻了学生的这个行动。

6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学附近的中关村医院，死难者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和丁子霖在亲友陪同下向儿子的遗体告别。事后丁的一位老同学在给外地同学的一封信中对那次告别仪式作了如下描述：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只有一片哭泣，几声哀号。

“一个可爱、可敬、朝气蓬勃、前途无限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恶魔夺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怀念和无尽的思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想，这一定会应验的。”

6月7日，蒋捷连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火化，遗体上覆盖着人大附中师生敬献的一幅书写有“爱国”二字白布，部分学生提出要为死者告别、送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一行动也被校方和死者家属劝阻了。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这场大屠杀过后，首都北京完全被置于戒严部队的警戒之下，荷枪实弹的野战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标有各种番号的军车呼啸而过，大街小巷一片恐怖。

紧接着政府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针对学运领袖和所谓“动乱”精英、反革命“暴徒”的大搜捕行动。一批批被指称为“暴徒”的人不经审判被立即枪决；更多被控参与“动乱”的人被拘捕、被关押；一些侥幸躲过搜捕的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与此同时，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气势凌厉的“清查”运动，逼迫所有的人表态“拥护平暴”，搞人人过关的所谓“说清楚”。除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说清楚”的班组会以外，最后每人都要交一份书面报告，交待自己在所谓“动乱”的五十天里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加入非法组织，有没有上街游行，有没有张贴大字报，有没有参加签名或演讲……。这份报告必须由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审核通过。假如报告不能获得通过，则另案处理。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清查”运动中，作为该校哲学系的教员，丁蒋同样被告知：必须按规定参加“说清楚”的会议。但他们断然拒绝参加会议，也断然拒绝提交所谓的书面报告。

几乎与“清查”运动同时进行的，是所谓党员的重新登记。丁当时作为一个有着近30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同样拒绝了这次党员的重新登记。丁的回答是：在政府对我儿子的死作出负责的交代之前，我拒绝考虑重新登记，除非把我开除出党。在这之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中共北京市委通过学校党委无数次逼迫丁重新登记，但她都拒绝了。

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报纸，都充斥着所谓“平暴”的报道和对学潮的大批判文章。7月21日，《北京日报》第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请看“北京之音”的真面目》，批判学运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广播站，指称该广播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煽动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黑据点”。文章称：“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大死的学生最多，其中四人（实为六人——引者）和一名人大附中高三学生（实为高二学生——引者），就是听了‘北京之音’6月3日至4日的煽动指挥，不听教师和家长的一再劝阻，冲到街上去的。”又说，“人大附中的那位高三学生已被家长锁在单元房中，而在窗外‘北京之音’喋喋不休的叫喊声中，这名中学生破窗而出，最终没有回来。”

为此，丁蒋写信给北京日报，指出上文所称听了“北京之音‘煽动指挥’”云云，纯属捏造，而且是对死者名誉的严重损害。信中要求《北京日报》作出更正，转播此文的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亦应作相应更正。但这些中共喉舌对丁蒋的要求置若罔闻。

 

两位母亲的泣血之交

 “六四”惨案过后，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有关屠杀现场、死伤人数、尸体去向以及一些罹难者、伤残者个案的“小道消息”。蒋当时是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成员，他从一些社员的议论中获悉该学社有两位社员的子女遇难，其中一位社员的女婿被打死了，但出于恐惧，怕连累家人，表示不愿向外界透露；另一位社员遇难的是他的儿子，死者生前为月坛中学高二学生，名字叫王楠，遇难时才19岁。八月里的一天，蒋通过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听到死者父母的电话，并很快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几天后，一位中年妇女由她的先生陪同来到丁蒋家里。她详细讲述了她的儿子王楠遇难的经过。她告诉丁，王楠于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附近的南长街南口遇难，其尸体是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墙外的一个土坑里挖出来的，当时已经腐烂、长蛆了……。她就是王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

张先玲女士是丁蒋结识的第一位难友。从这一刻起，丁萌生了寻找其他死难亲属的念头。

9月11日，丁蒋的亲属和一些友人、学生在他们自己家里为亡儿蒋捷连举行了遇难百日祭奠并骨灰安放仪式。蒋捷连的遗骨被安放于由其父亲手制作的一个樟木立柜中，立柜就安置在蒋捷连生前睡过的小床处。这个简单、庄重的灵堂一直保持到2003年丁蒋搬出人民大学，现仍安放在新址的家中。

 

 

天安门母亲的足迹与历程

前言

这个文稿原题为《风雨如晦十三年》，它开始起草于2002年春，其前身或者说素材是历年来陆续写下的“大事记”。

近年来，有朋友建议我们把“六四”以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作为特定时段的一个历史记忆留给后来者。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因为正如人们所说：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把我们的记忆留下来，应该是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们还想到，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是在相互抚慰、相互支撑下走过来的，其中有些难友已先于我们而去了，我们活着的人不应该把他（她）们忘记。我们还想到，今天的“六四”难属，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们已作为一个有着自己尊严和诉求的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站立起来了。她们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存在，她们的爱与憎，她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和对强权、暴政的反抗，更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记录。正是考虑到这些，我们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

这里，我们想趁这些文稿在“天安门母亲”网站上的发表，向读者说明以下几点：

一，这个文稿所记录的，除了原计划的13年，又往后延伸了两年，前后共十五年。2005年，丁子霖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这个文稿以《风雨如晦十五年》为题收入其中。这次“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天安门母亲”在以往岁月里所走过的路程，又对这个文稿作了校订和补充，其中不少章节和照片系第一次面世。这个文稿暂时仍截至2004年，待今后再延续下去。二，十九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少重要资料遭到丢失。因此，这个文稿所记录的，必有很多遗漏，万望有关当事者见谅；

三，文稿的章节按时间顺序编排，也兼顾到某一时段的某一重大事件。为此，我们在文稿中添加了一些小标题，以便于读者检索；

四，为使文稿在记事方面的完整性，各有关部分引用了已发表文章的一些段落，从全书来看不免造成了某些重复，但它们同时也起到了为读者提供文章的检索和提要的作用；

五，为保留文稿的“纪实”性质，一般不加评论，且改用第三人称叙述；但由于笔者特有的视角，免不了在资料的取舍及安排方面，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自己做出判断；

六，为了给历史留作见证，文稿特选择了一些有关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了少数几幅外，均属笔者亲自收集或亲自摄制。

                                                                  丁子霖  蒋培坤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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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夜，血腥的黑色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