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余杰

陶兴尧，一个以自焚来抵抗强制拆迁而被烧至重伤的九十二岁的中国老人；阿米尔，一个四十九岁的在暗无天日的夹层中躲藏了二十一年的伊拉克人。这两个人，谁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据英国媒体报道，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四十九岁的伊拉克男子贾瓦德·阿米尔终于从躲藏了二十一年的一道狭窄黑暗的墙壁夹层中走出来。他的第一句话是：“萨达姆真的下台了吗？”阿米尔是巴格达的一位居民。二十一年前，有一次在言语中支持了一名得罪过萨达姆的什叶派牧师。此言行被秘密警察汇报上去后，阿米尔当即被萨达姆下达死刑令。得知风声的阿米尔迅速逃往父母居住的偏远的约巴村。

一到父母家，阿米尔马上没日没夜地准备避难所，他在父母家两堵很窄的墙中间建造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夹层，仅在墙上留下小小的窥视孔，并在墙顶留了仅能容一人出入的活板门。当这道活板门关闭之后，这个不到三四平方米的小空间就立即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小窥视孔泄漏进一点微弱的光亮。阿米尔还在这个避难所挖了一口小井，建了一条通往屋外的下水道，在这个小室中储藏了足够吃上两个月的干粮。随后，他带上一只小收音机从墙顶的活板门爬进去，藏在这个狭小的墙壁夹层中。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藏就是二十一年。当美英联军攻下巴格达时，阿米尔通过收音机得知萨达姆垮台的消息，但他不敢立即出去。又过了几个星期，在确知已经安全之后，他决定告别黑暗岁月，彻底回到阳光下。

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阿米尔告诉记者，在这个夹层中，他天天靠听收音机度日。渴了，就喝从井中吊上来的水；饿了，就啃父母为他准备的干粮。每隔一段时间，父母就从墙顶的活板门上给他吊下食品。据阿米尔回忆，刚开始躲进墙壁夹层中的那几个月，是他最提心吊胆的日子。三天两头有秘密警察光顾父母的家，藏在夹层中的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有一次，当他从窥视孔中往外看时，突然看到近在咫尺的墙外，一个陌生人的眼睛也正在瞪着他看。他还以为墙壁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双腿一软，差点跌坐在地上。然而那名显然是秘密警察的陌生访客，只是严厉地盘问了阿米尔的父母几个问题，随后就离开了。

阿米尔的突然露面，让约巴村的邻居们大为惊讶。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阿米尔原来竟在父母家的墙壁夹层中度过二十一年，直到亲临现场看到那个窄小的黑暗洞天时，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一名邻居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阿拉伯神话！我们一直以为他失踪了，或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而且就一直住在我们附近！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阿米尔的母亲拉姆斯娅?哈迪已经年过七十，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十分健谈。她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儿子重见天日，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事，因为这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又重新生了他一次似的。”他们一家感谢美英联军的正义行动，如果没有美英联军摧毁萨达姆政权，就没有阿米尔的重生。尽管大部分伊拉克人都很痛恨萨达姆，但平民百姓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共和国卫队以及秘密警察，萨达姆永远都会以“全票”当选。

我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在黑暗的夹层中生活二十一年。在这个狭小的夹层里，除了一张小床、一个连着下水道的便桶、一个手电筒、一台老得掉牙的收音机外，就只剩几张阿米尔年轻时的自画像了。从这几张自画像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而当他从墙壁夹层中走出来时，是一副脸色苍白、胡子和头发花白的老头的模样。

阿米尔是不幸的，他在夹层中战战兢兢地虚度了二十一年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正常人理所当然享有的阳光和雨露。他比任何一名在监牢中的囚犯过得更加艰难。然而，他又是幸运的，他的很多同胞被萨达姆的长子乌代扔进狮子笼，或者被萨达姆的次子库塞拿枪对准后脑勺击毙。阿米尔毕竟活了下来，看到了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的下场，也看到了萨达姆被押上绞刑架的那一幕。一说起萨达姆来，阿米尔就恨得咬牙切齿：“这个独裁者毁了我的一生！”

我看到阿米尔的笑脸。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生活在夹层之中、喜欢生活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喜欢每天晚上都等待秘密警察来敲门。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应当“宽容”的“生活方式”，我只能请持这样观点的人士亲自去体验。并不是阿米尔自愿的选择，而是一种邪恶的力量，逼迫他不得不生活在如同胶囊一样的夹层之中。所以，对这种邪恶力量的姑息，就是犯罪。在伊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说：“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虽然我们爱自由，但别人不爱。认为我们对自由的依恋是我们文化的产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美国价值或西方价值；而阿富汗妇女满足于塔利班的鞭笞；萨达姆好歹为他的人民所爱戴；米洛舍维奇是塞尔维亚的救主。”布莱尔所嘲讽的那些看法，正是独裁者制造出来的麻醉剂，千百年来独裁者用它麻醉了亿万民众的心灵和肉体。独裁者们打着“捍卫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幌子，用民族主义对抗自由价值。然而，布莱尔掷地有声地驳斥说：“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西方价值，它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老百姓拥有机会选择，选择都是相同的：自由，而不是暴政；民主，而不是专政；法治，而不是秘密警察控制。”

当我看到阿米尔饱经风霜的脸上又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的时候，在中国的许多报纸上突然看到了另外一张脸庞：这是一张如同被风化的泥塑一样的脸，这张脸上千沟万壑的皱纹比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更让人心痛。这张脸庞的主人，是九十二岁的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村民陶兴瑶。为抵制强拆，老人与儿子陶惠西共同自焚。儿子死亡，老人重伤。这张老人昏迷中的照片是在雪白的病床上拍摄的。无疑，中国的现实总是比任何艺术都要震撼人心，中国的现实总是比我们想象得到的丑恶还要丑恶百倍。

《新京报》记者崔木杨在题为《九十二岁老人自焚背后护子情》的报道中写道，自焚事件发生后，官方发布的消息里，陶氏父子都是脾气暴躁的人。邻居们却说，老人性情温和，是那种逢人就能聊上几句，每天都笑嘻嘻地过日子的人。陶兴瑶老人曾参加过淮海、渡江和金门战役等。老人的小腹上有一巴掌宽的伤疤，是金门战役时留下来。老人最常讲的故事，是肚子上的伤疤由来。他给家人讲，攻打金门的战斗中，他负伤，肠子被炮弹炸了出来，捂着肚子爬到红薯地，捡了一条命。后来他成了战俘，再后来他被交换了回来，可没过几年又被打成右派批斗。

这个细节让我不禁感叹历史的吊诡。如果那一场战役共军胜了又如何呢？如果台湾被中共占领了，今天的台湾人，哪能享有私有产权、选举权等基本人权吗？台湾也会涌现出无数像陶兴瑶、唐福珍那样为捍卫自己的房屋不惜以死相拼的人。如果陶兴瑶老人不接受战俘交换而选择留在台湾，又会如何呢？也许几十年不能回到故乡，但至少不会在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再受烈火焚身及痛失爱子的罪。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谁能比陶兴瑶更加安全呢？就连陶兴瑶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受中共的宣传蛊惑而为中共卖命的军人，到了九十二岁高龄的时候，都还要怒发冲冠、赤膊上阵，打这人生中最后的一场、也是最悲壮的一场战争，其他人又焉能幸免于难呢？

在成都居民唐福珍自焚之后，温文尔雅的诗人苏小和出离地愤怒了，他以《看哪，大火烧毁女人，铲车碾碎了房子》为题写了一篇评论。他写道：“这一时刻，公民的合法财产变得毫无意义，铲车才是最高裁判，这些巨大的机器像一些怪兽，凶猛碾过我们的家园，像一辆辆野蛮的坦克，如同杀进战场一样，摧毁了我们幸福的客厅和厨房，以及墙上的玻璃、卫生间里洁白的抽水马桶。”是的，铲车和坦克是一路货色。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他们就将坦克开上了街道，他们就用坦克碾压活人，今天动用铲车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作恶，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苏小和说：“这个国家养了那么多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高官，事实上他们只要主动纠错，是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为什么不去做，难道真的老了么，难道真的是担心自己官位稀薄，不得不明哲保身么。都已经是年近古稀的人了，难道做官比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伤害更重要么？不是说要仰望星空么？首先看看你的人民吧！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也要记得低头怜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谁都知道，苏小和说的“那个人”是谁，那个逼得温顺如羔羊的公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自焚的人是谁。温家宝先生，请不要恬不知耻地使用“尊严”这个词了，汉语已经被你糟蹋得不成样子了。除非你与陶兴瑶一样去自焚，才能找回你自己的尊严。

这是一个牛逼的天朝。天津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在做“拆迁户”工作时说：“在英国，你说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是的，你们很牛逼，但你们的牛逼就是百姓的苦难。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人的处境比当年萨达姆政权之下的伊拉克人还要糟糕，如果说我们“站起来了”，那么就是站起来去自焚的那一刻。倘若伊拉克到处都是像中国这样的野蛮拆迁的铲车，假如阿米尔父母的农舍被官府和开发商看中了，阿米尔再心灵手巧、再坚韧顽强，他还能继续躲藏在墙壁的夹层幸免于难之中吗？阿米尔已经够不幸的了，但陶兴瑶比他还要不幸。这位年轻时候身经百战的老人，在病床上忍受着大面积烧伤的钻心的疼痛，而且还不知道二儿子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一具烧焦的尸体，这才是“情何以堪”！

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幸福，绝对不是温家宝先生赐予的。自由、权利、尊严和幸福，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和捍卫，从来不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正如布莱尔所言：“我们是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战，为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左派或右派，乃至百万不同的人的自由权利而战。自由：在爱和希望中养育家庭的自由、生存并由自己努力获得酬劳的自由、不在恐惧中向任何人下跪的自由、做你自己——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做你自己的自由。”一个漠视阿米尔和陶兴瑶的悲惨境遇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一个任由萨达姆戕害伊拉克人民、任由中共戕害中国人民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充满公义和慈爱的世界。

二零一零年四月三日

—— 原载: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