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被正史淘汰的民間歷史

柴子文 張楠迪揚

熊景明與林達創建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檔案庫」，搜集和傳播私人記錄，用民間記憶呈現歷史的細節，並為歷史作注、辨偽，令人看到生動而真實的過往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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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歷史才是完整而充滿細節的？歷史也可以跟當下生活鼻息相通嗎？歷史只能由大人物撰寫嗎？這些問題，激發出讓中國「沉默的大多數」書寫集體記憶的「民間歷史」平台。而如何讓草根的集體回憶枝繁葉茂，從而有效保存真實的歷史存在、並足以對歷史述的壟斷狀況作出有力的回應，這在中國大陸還是一個剛剛起步的工作。

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長期為中國研究的學者提供資料，很早意識到正史之下地方歷史補充的重要，因此堅持中國大陸地方誌的收藏。幾十年下來，「地方誌」已成為服務中心的一個強項。近年來，當時任大學服務中心助理主任的熊景明便萌發一個念頭：把研究資料擴充到更下一層的細節補充，也就是創建「民間歷史檔案庫」，收集民間原創個人史資料。二零零七年，正式退休的熊景明以大學服務中心顧問身份，開始全身心投入民間歷史資料的收集，並且邀旅美知名作家林達擔任《民間歷史》網刊編輯。

「民間歷史，就是用個人經歷呈現歷史的細節，並為歷史作注、辨，令人看到生動而真實的過往年代。」熊景明的界定簡短而中肯。林達跟亞洲週刊解釋民間歷史的可靠性時指出，雖然個人回憶是有局限的，每個人的回憶都可能存在有意無意的偏差，但是，當許許多多的回憶聚合在一起，個體偏差就會被抵消，歷史的真實面目也就從中凸顯。同時，有別於單一口徑的傳統述方式，以集體回憶建構的民間歷史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細節最豐滿的歷史。這也正是林達多年來做大量獨立採訪、記錄民間故事的動力所在。

談起已有庫存，熊景明如數家珍。「現在我手邊最珍貴的一本書是《農民日記》。這是一本陝西農民的日記，雖然作者只有初中文化，但卻以一貫之地記了很多年，由此留下了最細緻的記錄。」這也是為什麼民間歷史看重對個人日記的收集。用熊景明的比喻：「一個人的記憶就像篩子，只有日記能篩下最細的沙。」

除了日記，個人回憶錄也十分珍貴，比如出自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農民之手的《一路辛酸一路歌》，記載了其本人及親人在文革中的經歷。此類稀缺的回憶錄通常因為市場或政治原因，無法公開出版，有些甚至只是手抄本，或親人資助下小規模印刷的紀念品。比起隆重推出的大人物回憶錄，熊景明說，這些也許被正史淘汰出局的私人記錄，更需要支持鼓勵，更需要幫助收集和傳播，所以它們正是「民間歷史檔案庫」的「主角」。

讓寫者與讀者溝通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民間歷史檔案庫已初具規模。作為次級檢索目錄，「民間歷史」已出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的網站主頁上。現階段的民間歷史資料庫由三部分內容組成：網站資料、架上圖書和電子文本。如今，民間寫回憶的人越來越多，想要了解的人也很多，但是礙於溝通管道不暢，寫的和看的往往兩不相知。作為收集者，通過網站建立讓寫者和讀者溝通的平台，是民間歷史資料庫吸引作者也吸引讀者的好方法。其他的書籍則全部編目上架，向造訪中心的學者開放，使用價值則交給學者們自己判斷。迄今為止，「民間歷史檔案庫」收羅了已出版、尚未出版的個人回憶錄、日記一千多冊。「民間歷史檔案庫」無疑已成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新亮點。

在同時建立的《民間歷史》網刊（海外版網址：http://mjlsh.usc.cuhk.edu.hk；中國大陸版網址：www.mjlsh.net）上，有這樣簡潔有力的說明：「留下你見證的歷史情節，也是在尋回人生的獨特意義。每個人生活的細微末節，都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對故人的珍貴記憶，記下來，他們就活在歷史記錄中。」

網絡時代同時也是個人故事的年代，熊景明認為：「我們的父輩、我們這輩，哪個沒有故事？哪個的故事都能拍成電影，而且都絕對好看。電腦時代的好處顯而易見，書寫速度大幅度提高。我們特別鼓勵年輕人也參與民間歷史的書寫。」因此，民間歷史網刊成為個人史展示的一個快捷通道，「家園故事」欄目專門收集年輕人寫的回憶和長輩的故事，讓年長者有一個放置回憶的地方，年輕人有一個了解歷史的窗口；「民間拼圖」欄目，試著把同一個地方的回憶放在一起，對原來的地方志資料庫，也起到補充細節、充盈生命的作用。

說起熊景明，林達不免誇獎一番：「她是一個始終具有活力的人，和九斤老太（魯迅小說《風波》中的人物）相反，她始終對年輕一代充滿信心。她自己寫的回憶錄即將出版，寫得非常動人，可是她會傳一篇八零後的好文章，然後很喜慶地加一句：我們這一代可以退出了。」

與熊景明一樣，林達再三強調，一個沒有歷史感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而所謂歷史感，「並不高深宏大，它只是一種感悟。有個朋友告訴我，他父親從年輕就每天記家庭流水帳，一日不缺地記了幾十年傳給了他，他又繼續一日不缺地記下去。我在他眼裏看到的就是歷史感」。

林達說：「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歷史情結，我們有我們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對於活生生的民間記錄，年輕一代的視角必不可少。人們總是對身邊現成的東西不在意，不會想到它是明天的重要歷史物證。我們在上中學時肯定就扔了小學課本。可是，假如我們今天能夠把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小學課本收齊，對比一下，歷史疑問就出來了：為什麼一些小孩的第一課是：開學了，我和姐姐上學去。而另一個時期的小孩的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唯老人懷舊，而年輕人不具有歷史感的民族，是有嚴重缺陷的。」

作為民間歷史檔案庫的發起者，熊景明和林達以身作則，從鼓勵所有的人寫身邊的故事做起。在熊景明鼓勵下，她的表哥胡伯威接連寫了兩本回憶錄《兒時民國》和《青春北大》，前者在中國大陸被評為那一年的十大好書之一。林達很欣賞一位農村親戚的回憶文章，花大力氣為他修改後推薦給《隨筆》雜誌，繼而登在民間歷史網站上；這位親戚大受鼓舞，一連寫了幾篇，讓一個小鄉村不同時期的歷史一點點浮現出來，成為一份珍貴的鄉土記錄。

「但是，民間歷史不是報告文學。文學是可以虛構的，新聞報道、歷史記錄，都必須絕對真實。」林達說：「如果當歷史記錄者過於繪聲繪色地追求戲劇效果，讓歷史學家無法判斷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虛構的，以致不敢把這些記錄當真，那將十分可惜。一些作者為了追求故事性，把真實事件經過文學修飾變為小說，我們只好拒收。」林達也將一些寫得出色的作品推薦給刊物，如《隨筆》、《南方週末》、《國家歷史》等。

香港的獨特作用

展望前景，她們都看好香港獨特的作用。中國大陸曾長期幽禁在極左氛圍中，文革中大批文物、史料被銷毀，要完全恢復在史料保管方面的信譽仍需要時間。林達說：「香港是在中國之內，卻是一個例外。香港中文大學有悠久的人文傳統，大學服務中心在中國研究資料收藏上佔有重要地位。『民間歷史』項目落地生根於此地，再合適不過。」

—— 原载: 亞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