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讲文革

胡发云

　　在一个敏感的时期，到一个敏感的地方，由一个敏感的人去讲一个敏感的话题，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５月２２日，受武汉大学学社联邀请，去做一个讲座。他们希望我讲讲文革，如何讲，由我自己决定，没有任何限制。看来，这样一桩数十年来被极力遮掩、篡改，巴不得天下人都忘光但又天天在延续着的陈年旧事，依然在今天的年轻人心中深深地盘踞着，求真的种子，没有灭绝。

　　我给了一个题目：《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我想从我们这一代人——共和国的同龄人的成长经历，来讲文革发生的必然性。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都倾情投入的历史大戏：宫闱、诸侯、军地、城乡、派系、阶级、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不同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诉求——不同阶段，不同的角色轮番登场。文革像一头巨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国各地、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各种阶级地位、各种不同结局的人都能够参与。文革是亿万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它又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如果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又不利用这种资源，那就比付出代价本身还要可悲了。

　　我曾笑说，要讲透文革，是要全国的高校里长期开几门课的——文革学，文革美学，文革语言学，文革经济学，文革社会学，文革心理学甚至还有文革女性心理学……

　　在十多年前一家刊物的座谈会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在１９７８年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看了，也不要清点，反正我们已经作了结论了。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或是其他参与者、关心者，对文革研究的自由度还是非常小的，这有种种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结束，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及其他种种依赖关系，依然制约着我们对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现在已有一些官方性质的文革史，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去补充，它们以后就会成为正史。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进行甄别的话，这些人死后，这些文革史更是白纸黑字，不可改变了。老百姓参加文革的动机极其复杂。右派、胡风分子、大学教授等一些知识分子，这样一些不在体制中心的人，他们参加文革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与１９５７年相近，有疏离体制和反体制的情绪在里面；社会底层也是这样。这些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各阶层自己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群在新体制下的心态和利益及其在文革中的要求和反映，都很有研究价值。

　　……至今为止，我们对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种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进行，有很多规定好了的解释你不可能突破。现有的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纪实作品或理论研究著作，都时时可感觉到一种隐匿现象。有一批隐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员，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依然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文革最终的结果，是一大批的隐匿者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重新寻找这些文革的隐匿者，让他们重新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一部分责任，让他们发出自己对历史该发出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日，我们会如此艰难地面对文革这个话题，我们会面对如此多的怪异和吊诡的现象。

　　不久之后，刊登我上述发言的这家刊物就被停掉了。

　　有的学者和网友常把二战后德国对于法西斯运动，二战暴行的深刻反思与中国对于文革反思进行对比。我说，这是不可比的，二战结束，希特勒德国战败，纳粹组织彻底瓦解，纳粹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纳粹运动终结。具有宗教传统和理性精神的德国人，痛定思痛，用一种煮骨焚心的勇气清算着那一段不堪的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我们依然能看到他们在《朗读者》、《浪潮》一类文学艺术作品中深深地思索着，反省着，他们痛苦又凌厉地追问自己，追问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父母和前辈。而那些在纳粹运动中犯有罪行的人，除了被审判惩处的之外，隐匿的、逃亡的，一直到今天也没有逃脱被追缉的命运……而我们这边，只是宫廷内部换掉了一批人，方针政策做了一些调整而已。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样式，文革结束了。但是它的内核依然坚固地存在着，甚至它的组织框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价值体系也依然存在着，有时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当我看到德国总理勃兰特１９７０年在波兰华沙的犹太民族纪念碑前双腿长跪照片的时候，我曾想过，我们的国家首脑，什么时候也能为那大半个世纪以来数以千万计的罹难同胞真诚痛楚地一跪呢？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祖国复兴的开始。

　　讲座一开始，我就说了，１９６６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４３年，４３年，足够生长出两代大学生。但是这个话题依然讳莫如深。今天这个晚上我会就我的经历，我的思考，尽可能坦率地表达，你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大胆发问，包括说出不同的看法。

　　尽管武大和许许多多的高校一样，二十年来萎缩得厉害，但我的那些年轻的学弟学妹们还是让我非常意外。对真理真相的渴求，是不可遏制的。讲座开始前一个小时，能坐二百多人的教室已经满了大半，余下的也用书本书包给占着了。后来的人，只好坐在走道的台阶上或站在后排。原定主讲一个半小时，答问对话半小时。同学提问刚开始，纸条（用一句中学生作文的语言）就像雪片一样飞上讲台，还有许多举手要求口头提问的。只得尽可能地简短回答了。

　　大家的提问让我知道了，他们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对那段数十年前的历史一无所知或只知道教科书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他们思考的深刻与独特，让我必须坦率地说出我的观点。对于这样的青年，任何的含糊其辞或王顾左右而言他都是可耻的。

　　以至后来有一位男生兀然站起来径自就说了：我看见这么多条子，我知道我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就没有发言的机会了。他说，据我了解，今天晚上有安全部门的人在这里，不知道对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位好心的小伙子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在提醒我。我笑笑说，我欢迎他们来听我的讲座。我所说出的一切，都是可以公之于众的，如果主流媒体愿意，也可以发表的。他们到这里来，是工作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想他们也会有内心的判断，他们也会在知道了各种信息之后，进行自己的思考。我说我曾经将一些他们感兴趣而且要汇报的谈话录好音，让人带给他们，让他们更完整更准确地知道我说了一些什么。只有公开坦率的对话，才能用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

　　这个晚上，有两架摄像机全程录像，一切都被记录着。一切都无需掩藏。

　　然后我继续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９点，是讲座原定结束的时间。但是大家依然在提问，在对话。一直持续到１０点过了。主持人说，再回答三个问题结束。结束之后，一些同学又围过来，说着想说的话，要走了，几个同学借送我那一段路的时间，说着他们的思考、惶惑与追寻。

　　短短三个多小时，能涉及的话题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我和他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来继续探寻与思索。特别是这些二十上下的孩子们，他们还有很多的岁月。

　　我的结束语是：文革并没有结束。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之变，并不是文革的结束，只是数千年来那些如同“玄武门之变”的宫闱故事一样，先帝驾崩，继任人之间的一场较量……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５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是文革的结束……只要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我们就永远生活在文革的阴影之中。

—— 原载: 《记忆》２００９年总第３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