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殷海光

何卓恩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遏制不住兴奋心情，向你们致意。因为在这个夜，这部堪称伟大著作的《民主论》，其中文翻译工作终告完成。尽管我们也许素昧平生，而我却相信您会用心灵来阅读这部作品，我完全相信，它足以将你、我，以及我们所立身的土地，我们所共处的时代连结在一起。能够参加它的翻译工作，乃我个人一大荣幸。在翻译过程中，我象触摸着一个什么令人敬畏的神圣之物一般，逐字逐点反复触摸着每一个文字。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所触摸的，不仅仅是一章一章的文字，亦远不止是一些充满远见的深邃凝重思想。我感到那伟大的萨哈罗夫的在天之灵，就驻留在自己蜗居斗室的天花板上，或在窗外满茫茫夜空里凝视着。他已故去二十年，而他的目光，如同他活着的时候和死去的时刻一样，平静柔和，充满了慈悲和力量且坚如磐石。

我已无缘与他谋面，当我得知萨哈罗夫这个名字时，他已故去多年。今天，翻译他的学生纳坦·夏兰斯基的著作，使我终于得以穿越时空，穿越生死和他走到了一起。为此，我因翻译这部著作而诚惶诚恐，深恐自己的一丁点纰漏，都有愧于那些在暴政之下坚持不懈追求自由与人权的人们。他们或已故去，或仍在承受那看似漫无尽头的迫害，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为自己的同胞和人民赎回那本属天赋的福祉。

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充斥着谎言与恐惧，充斥着欺骗与迫害，充斥着残忍与贪婪的专制社会，不容许持有异议。统治者和他的宣传机器每一分钟都在恶毒地诋毁着民主制度，但是他们从未向国民说明他们所攻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机制，究竟遵循何种原则？如何构建？又是如何运转？他们日复一日重复着自己"因为社会主义好，所以社会主义好" ，"因为资本主义坏，所以资本主义坏"的荒唐逻辑，犹如一条咬着自己尾巴可笑的蛇。他们攻击民主制度，却从不敢正面向民主制度发起挑战，因为这样一来，就必须指出民主制度的运转原则和运转规律，然后将其与所谓的"社会主义"相比较。任何一个人，无论我们在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存在多少差别，一旦看到这些原则和规律，都会马上抛弃"伟光正"的党，而倒向民主的一边。

两年前，我被监禁在一个招待所内，那里有几个从乡下招来，充当洒扫临时工的女士。临近释放前几天，对我的看管渐渐松懈，使我有机会坐到门房里，与她们一同看电视聊天。那时正逢日本大选，她们指对着电视上日本大选的镜头对我说："你看人家，谁选票多谁上；我们中国，共产党把着不让别人上！"她们很美，尽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她们都处于社会底层，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她们对人类普适性价值的思考与认同。她们明白并且深信不疑：无论自由选举存在多少不如人意之处，与没有自由选举相比，于包括她们自己及你我在内的芸芸大众而言，均是不可估量的福祉。

有人认为夏兰斯基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为那些民主世界里的政治家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精英人士"而作，因为这部著作更多的章节和笔墨，用来论证和揭示民主与国家安全及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据称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精神食粮"。而我却不以为然，它属于每一位关心那些专制国家中民主和人权事业的人。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夏兰斯基先生已经脱离牢狱，移居民主国家将近廿载，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融入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里，掌权者权力的得来和权力的维持，皆依赖其人民，政府的每一项政策，究其深层乃是民意的表达。只有当世界范围内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民主秩序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之根基"这一概念时，才可能产生大批认同此概念的政治家和所谓"精英人士"。是以，夏兰斯基创作这部《民主论》，向全世界的人们推广他自萨哈罗夫那里继承得来的理念。我们这些身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人们，惯常地将诸如国计民生之类大事，归结于那些四处炫耀着和扩张自己权威的达官贵人。的确，在我们这可悲的专制社会，这些家国天下的大事，似乎仅供肉食者谋之，从来都与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无关，因为我们无权。掌权者的每一项的政策，究其根源都不是我们意愿的表达，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不是掌权者需要顺从我们人民的意愿，而是我们需要顺从掌权者的意愿，否则将遭来难以预知的恐惧后果。

尽管如此，我们仍旧不可忘记，吾国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生识字忧患始"之古训。在我们这古老东方数千年的历史上，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民主实践，亦未曾有过能与民主直接相连的文化基因。但世世代代以来，我们与全世界的人们一样：我们同样将暴政视为人人得而除之的毒物；同样企盼开放和安宁；同样渴望免于恐惧，尽管我们极少得免。适用于夏兰斯基和萨哈罗夫们的那些普适性价值原则，同样适合于我们。夏兰斯基先生著作中所论述的民主机制，不仅仅是你我国家走向繁荣，你我人民获得安宁的基本前提；亦是你我国家、你我人民真正走向全世界，融入全人类未来生活的必由之路。不仅值得追求且别无它路。

在苏联、在东欧，区区数百的异见人士，顽石一般挺立在专制的汪洋里，坚持不懈地执着于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数十年后，庞大的专制机器终于在这些饱经磨难的高贵灵魂面前垂下了它的头颅，然后瞬间轰然倒下。以其说这些看似渺小，手无寸铁的异见人士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不如说他们证明了一个简单常识。他们证明了人的自由和尊严，是任何强权都无法战胜的力量。他们的生命，就是自由那令人敬畏的伟大力量的化身。这种力量强大到只需赋予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就足以令任何专制者千秋万代的美梦化作泡影。因为在这区区数百人背后，是数以亿计，数以十亿计的人，在等待着自由的召唤。中国的异见运动亦业已坚持了三十年，异见人士们所承受的苦难及在苦难中的坚韧亦不逊于苏联、东欧同道。然而今天，中国的自由事业仍需要你我众人同心协力，去为之付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我坚信，人民的自由，只可能由你我人民自己去抗争得来，不可能来自什么集团的恩赐。如果真有什么恩赐的话，那要感谢造化赐予我们自由这一与生俱来的高贵权利和幸福之源，这是我们活在世上所能得到最真切亦是最美好的礼物，尽管被人夺去，将其讨回却是天经地义。

感谢自由那伟大的力量，如同彼岸的召唤声一般令人无法抗拒，这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终于得以完成。过去一年以来，笔者背着一台老掉牙的，随时可能寿终正寝的电脑，在颠沛流离中一面躲避秘密警察的搜查抓捕，一面反复逐字校对，深怕辜负了萨哈罗夫那近在咫尺的在天之灵。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生活，如今换了一个国度，换了一个时代，又在我身上重演。而在此之前，它已在我的诸多持不同政见者朋友们身上上演了三十年。在饥寒、疲惫、秘密警察和将来看似命中注定的牢狱之灾之间，我因踏上了与他们相同的人生道路，得到了能够分享他们的苦难的机会，而深感巨大的幸福和荣耀。

笔者终未能躲过秘密警察，被他们抓住了并押回原籍，然后施以莫名其妙的"监视居住"，软禁在家。感谢互联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成就，先前所有的书稿得以免于秘密警察的毒手。它们早被笔者星罗棋布一般存放在互联上诸多他们不可能搜到的地方，因而即便被软禁，翻译工作仍得以继续。我相信这是冥冥中自由那神奇的力量所致，它赐予我许多珍贵的朋友，在我面临艰难和困境时，给我最有力可靠的支持。向我的老师和兄长李海先生致谢，在我的颠沛日子里，他予以我温厚的收纳并倾力相助；向我的兄长康玉春先生致谢，他予以我足以堪称后盾和基石的强大支持，并对我的懈怠和懒惰毫无怨言；向我的兄长王金波先生致谢，他如同骨肉手足一般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为他，我努力去背负起沉重的期待。以及李金芳、张祖桦、查建国等诸位女士及先生，不再一一列举。是自由将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如兄弟姐妹般联结在一起，包括狱中的、故去的、异国的和未来的。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请接受我谦恭的邀请，一同向伟大的自由致敬！

殷海光小档案

殷海光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村传教士家庭，高中毕业后到北平问学于金岳霖、熊十力，后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并考入独立建制的清华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毕业前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赴印度接受军事训练，退役后，以时论著作赢得国民党内一些高官的注意，被延揽到宣传机构任职。1949年3月以《中央日报》主笔身份赴台，期待国民党彻底改革。1949年8月辞职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参与创办《自由中国》批评时政，矢志于阐扬五四精神，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1960年《自由中国》被迫停刊，殷海光开始受到连串的迫害，1969年9月16日在贫病交加中离世。

历史造就人物，人物也努力塑造着历史。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大变局，既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奇变的戏剧性延续，也是中国三千年常有之离合的再一次复制。在这场大变局中，一些大陆读书人身不由己来到了偏安一隅的台湾，他们力图借助于不同既往历史的时空环境，将偏安之隅率先带出历史的轮回，殷海光堪称其中之健者。

在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字中，殷海光说过一段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的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海光文选自叙》）这一段夫子自道，简捷地勾勒出了殷海光思想的轮廓。

批评国民党将三民主义神圣化

到台湾前夕，殷海光开始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但直到入台之初的一两年里，对于国家的前途，他仍然在三民主义范围内寻找答案，只是思考的重点，已经有所不同：内战前期，他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思考问题；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他特别注意到民生主义的意义；等他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在即，他开始着力于发挥民权主义、团结自由知识分子来挽救局面。可以说，赴台之初的殷海光，是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来批评国民党。

国民党来到台湾时，一度岌岌可危，表示过民主改革的姿态，但朝鲜战争爆发牵动的世界局势变化，挽救了这个小朝廷的命运。得到美国无条件的保护后，国民党重新走向威权。殷海光感觉到在国民党意识形态框框之内的民权呼吁十分乏力。他开始大量接引海耶克等人反极权的思想，自我反省，过渡到以人权为支点的“纯正的自由主义”理路。他认识到：舍弃人权而讲民族主义，结果就是专制独裁；舍弃人权而讲民权，至多只能徒具形式；舍弃人权而讲民生，一定成为新奴工制度。在他看来，即使三民主义，也只有在自由主义条件下才有意义。

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党化教育，殷海光站出来为教师争人格，为学术教育工作者请命，抨击学校里乌烟瘴气的政治活动，极力主张学术教育独立于政治。国民党将三民主义神圣化，殷海光宣告“我极不赞成国民党藉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藉政治权势来弘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国民党借“反共抗俄”、“反攻大陆”以维持其威权统治，连胡适都说这是事关“政府”统治基础的政治图腾，是不能碰的，殷海光却公开叫板，直斥“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揭破反攻大陆“公算”很低的事实，呼吁当局必须“实事求是、持久健进”，先把台湾建设好。

以“启蒙”取代“革命”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词典中，“革命”都是正当、正确的代名词，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渊源于辛亥革命前的舆论话语。国民党后来一路举着“革命”的旗号，反清是革命，北伐是革命，“剿匪”是“革命”，到台湾后“反攻大陆”也成了“革命”。在“革命”的大帽子下，正常的社会建设无法着手，黑暗行径倒可大行其道。殷海光和《自由中国》同人不甘心于民族生机被如此地消耗，提出“启蒙”取代“革命”的议题。

殷海光指出，“反共抗俄”、“反攻大陆”这样的“革命”，人为制造精神紧张，不利于培养持久的心理基础，根本之计，应该发扬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促进健全社会的成长。他说五四运动是与“革命”话语相对等的一场兼有“清除”和“光照”二义的启蒙运动，这一工作远未完成。“中国的问题，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在一长远历程中，我们能够藉着启蒙运动为中国开启一条有希望的道路”（《展开启蒙运动》）。

现代政治的正途

殷海光启蒙的目标，在社会建构上，表现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追求。他坚持认为，自由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正途。自由事关人生，是目的；政治是人生的手段，只有民主政治最有利于保障自由。政治为了人生，而非人生为了政治。统治者的口头禅“爱国”，不构成贬损自由民主的理由，有而且惟有在大多数人能够抬起头做人的国家，谈爱国才不勉强。“一个国家到了需要把‘爱国’，‘爱国’挂在嘴边，那一定是人民大众底‘爱国’发生了问题。大家觉得‘国家’是一大负担，是一大恐怖，叫他们怎样去‘爱’啊！”（《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

殷海光以大量的文字解释何谓自由、何谓民主，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伪民主观进行了犀利的揭露和批驳。1956年，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发表《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谛》，将“爱民”、“教民”、“养民”定义为民主。殷海光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民主”实在是一种荒谬的“君主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慈惠的君主专制”，丝毫找不到民主的痕迹。“民主的真正核心是基本人权之肯定。凡避开基本人权而谈民主者，不是对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对民主没有诚意。”（《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观》）

“讲理”

跟五四人物一样，殷海光提倡“科学”。科学作为一种态度，对学术研究而言，就是要守住科学的严谨性、客观性，“是什么就是什么”；科学作为方法，则要求无论讨论自然，还是讨论哲学、历史或政治科学，都要克服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朴学式的弊病”和“理学式的弊病”，将“人理学”建构得如同物理学那样严密、客观、有条理。

在更大程度上，殷海光是为自由民主的目标而讲“科学”的。他认为，近代以来民主所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非科学非理性的力量：来自左方的泛政治主义在社会基础上通过阶级斗争打击民主，来自右方的泛道德主义在伦理基础上通过四维八德抵消民主。只有科学的态度最支持民主。科学的态度，是“讲理”的态度，不讲理，则没有自由民主可言。所以他主张，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有讲理的风气和环境。民主政治真要实行，必须愿意讲理并知道怎样讲理。

殷海光所说的讲理，就是评断是非对错，必须依据两个基本标准：一看是否合于最平实的经验事实，二看是否合于最严谨的逻辑检验。除此以外，诉诸权威、诉诸群众、诉诸祖宗、诉诸情绪、诉诸偏好、诉诸感情、诉诸成见、诉诸暴力、诉诸人身攻击、诉诸宗教狂热、诉诸意识形态，皆非讲理，而是讲“狠”。

自由、民主如何生根

关于自由民主在中国如何生根，直到今天仍没有很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障碍，要倡导“德先生”、“赛先生”，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中，自由主义与反传统主义或全盘西化主义，几乎是同一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殷海光实际上也没有脱离这一走向。

殷海光反道学，反传统，基本的理据有两点：一为中国传统缺乏清晰的思想系统和方法系统，不便于“讲理”。二为中国传统代表专制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帮凶。另外殷海光也借助汤因比的“冲击-反应”文明发展模式论，说明一种弱势文明受到强势文明挑战时，不得不改变自己，适应强势文明。

殷海光排斥传统文化的态度，后期有明显的转变。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他看到民初人物将民主科学与中国传统对立起来的文化观，是根本不通的，既然西方基督教能够导出民主政治，中国孔仁孟义加上墨氏兼爱，就也有可能导出。而且，与传统道德一刀两断而建立所谓新道德，“这既无必要，又无可能”。他对于当年与新儒家之间的对垒颇有悔意，承认这是“大大失策的事”，很希望能多活几年，认真思考“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如何沟通”这个课题。

知识分子的反省与创造

自由民主是现代历史的产物，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负有特殊的责任，殷海光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1950年代初他发表《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指出在极权势力威胁着人类自由的时代，最需要自由知识分子奋起拯救群伦，力挽浩劫。殷海光认为，现代科技和工业形成的“新支配力量”与“滚石下山的政治”相配合，造成了“自由人的堕落”。而要从堕落中“超拔”，消极方面须破除“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暗影”，积极方面须发挥自主与自动的精神、独立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主导地寻求真理，主导地确立实践原理，主导地创造情境，“自动地创造春天”。

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晚年，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他再次将中国建设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的希望，归结到知识分子头上，希望知识分子敏感于新的观念，并具备独立思想和原创能力，做所在社会的批判者，“注重德操”，“献身真理”，“只问是非，不管一切”。

断线的风筝

殷海光思想奋斗的目标，并没有及身而成，相反横逆却接踵而至。在离世前夕，殷海光曾悲愤地感慨：作为“五四的儿子”，本希望以“五四”的观念和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理想主义锐气来创造一个新时代，奈何“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结果“任何团体都不要他”，连被岁月磨掉了光彩的“五四的父亲”，也“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保守人物更“视他为祸根”，下一辈人则“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要么被激刺成冲阵的火牛，要么被压成腌菜。他成了断线的风筝，留给自己的只有孤独。（《致张灏》）

然而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说，“殷先生生命中追求的目标是否及身达成，似乎不是最紧要的事，他追求奋斗、大仁大勇的精神是永远不朽的。”在“五四”时代，做一个“五四人物”并不难；但是到了内战、冷战的时代，客观环境已经发生剧变，殷海光能在种种横逆之中，以一人之力传播“五四”的精神，延续“五四”的目标，这种道德热情正是人性中最纯正部分的见证，也是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会给良心未泯的人们一种永远真切的精神鼓舞（《殷海光先生终身奋斗的永恒意义》）。而殷海光的思想，虽然尚未完全结晶成一代不世出的经典，却也通过他真诚地锐进，达到了那个时空所可能的制高点。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