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扔进火里，就会把人扔进火里！

—— 在香港第二十届书展“作家讲座”上的演讲（上）

沙叶新

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

看一个城市是否文明进步，不只看楼有多高，路有多宽，GDP增长有多少，还要看──也许是更要看书店有多少，读者有多少，出版社有多少。

大楼再高、再大也会倒塌，今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莲花河畔景苑七号大楼不是轰然倒塌了吗？而且是整体性地、像听到命令似地仰面而卧，连一块玻璃也没碎，大楼变成了带天窗的联体别墅，真是世界奇蹟。马路再平整、再硬实也会塌陷，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杭州风情大道的地铁工地路面大面积塌陷，塌陷面积宽约二十米，长约一百米，深约十米，掉下去的车辆十辆以上。“风情大道”，路名艳丽，但一瞬之间就成了险情大道，据不完全统计，埋陷数十人，八人死亡，十多人失踪，实在令人痛惜。

去年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多少国家和地区的GDP下降，很多工厂倒闭，很多企业破产，很多大富翁顷刻之间变成穷光蛋。即便不是金融危机，个人财富也会因其他原因而散失殆尽，上海的亿万富姐陈洁涉嫌侵吞国有资产、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都相继问罪，她们手中的金钱也将化为乌有。可见任何人有再多的财富也都有丧失的可能。

唯独精神财富“经久耐用”，传之永远，恩及社会，泽及子孙，惠及千秋。所谓“家有诗书不为贫”，“耕读人家传家久”等等诗句和格言说的都是这个道理，都反映了人类对精神财富的高度珍视。袁枚说：“物在天地间，有散也有聚；唯有书藏胸臆间，鬼难风灾吹不去。”我自己也常说：“不散之财腹中书。”

精神财富的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书籍。生产知识，社会知识，人类智慧，文化成果，都以书籍为载体来记录、来承传。没有书籍，人类就如生活在荒漠，就和动物无异；有了书籍，社会才繁荣、发展，人类才健全、进步。书籍和人类的存殁、社会的兴亡始终维系.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着”，这句话很简朴，也很有深意。

我每到一地必去书店；如果没去，就像没到过此地；即便去过多次，也有陌生感。只要去了该地书店，哪怕只是偶尔路过此城、此县、此乡，哪怕去的只是蕞尔小店，我也有宾至如归，回到家园之感。我爱书如命，以前和人开玩笑，说：“我家里只有两样东西概不外借，一是老婆，二是书籍。”这说明我爱书如爱妻。当然，如今我已敞开家门，对外开放，书可外借了；书不流通如废纸，为什么不借给别人发挥作用呢？有时候我给人送礼，实在想不出送什么，就送书，在扉页上郑重写上：“秀才之礼书为重。”

书籍有生命、有灵性、还有神

书籍不是没生气的一页页白纸黑字；书籍是有呼吸的，是有体温的，是有血液的，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性的。书籍还有神，书神的名字叫长恩。鲁迅一九○一年，庚子年，就写过《祭书神文》。当年鲁迅二十岁左右。那天是阴历除夕，据说除夕祭祀书神，能够保佑书籍鼠不敢齧，蠹虫不生。鲁迅在祭文中写道：“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絪縕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宁招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除夕之夜，钱奴们忙着祭祀财神，而鲁迅这一般书癡则独守破旧残书，虔诚祭祀书神。钱奴们追逐金钱物质，书癡们固守精神财富，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后鲁迅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成为“民族魂”，不能不说和他年轻时的高洁脱俗、饱读诗书有关.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读书传统的国度。对书籍酷爱到崇拜的程度。祭祀书神便是突出的一例。中国人还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纸，不能随便处之，不能乱扔，不能撕毁，要敬惜爱护，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书籍的崇拜。

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即刻说出有关饮食的十句成语、格言，比如“民以食为天”，我想也许比较困难；如果我请在座的诸位尽快说出十句有关体育的成语、格言，比如“生命在於运动”，也可能需要好好想一想。但是我请诸位立马说出十句有关读书的成语、格言，我想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比如最熟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优则仕”“口不绝吟於六艺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腹有诗书才自华”“不动笔墨不看书”“力读仍愁不尽书”“俯而读，仰而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看已经不止十句了。更有那些有关读书人的故事，如“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都是喧腾人口，家喻户晓的。

有两句读书的名句，我很喜欢，常常引用，一是：“士大夫一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话出自黄山谷，原话是“士大夫三日不读书”，我改成一日；我认为要是三日不读书，早就面目恐怖，语言发臭了，岂止可憎？岂止无味？

扯远了！我不喜欢一本正经，东拉西扯较自然、放松、随意，像聊天。但也不是瞎聊，都是及义之言，聊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多么的爱书，聊的是我这个书生对书是如何的癡迷，因此让我来香港书展谈禁书，不敢说非我莫属，但也还比较合适，因为爱书，就会反对禁书。况且香港出了我一本《沙叶新禁品选》，内中所收十之七八都是我被禁的作品，我有被禁的切身感受，由我说禁书至少也不会隔靴搔痒.但我会排除个人恩怨，不意气用事；因为禁书是一个古老的、普遍的话题，古今中外都有，书的被禁更不是一个人的遭遇，所以我要冷静地、理性地来介绍和分析禁书这个丑恶的、罪孽的、普遍的文化现象。

禁书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部禁书史是用屍骨堆积起来的，是沾满鲜血的。我今天不讲整个的禁书史，我没这样丰厚的学养，我只讲中外禁书的对比，讲古今禁书的异同。

中外禁书的对比

（一）、中国的禁书历史长，西方禁书历史相对较短。

中国禁书如果不算更早的第一次禁书，即商鞅的“燔诗书”，那么公元前二一三年的秦始皇的焚书算是被史家公认的、由政府出面的、规模巨大的、影响深远的首次禁书。它一直影响到毛泽东.一个是千古一帝，一个是伟大领袖，从公元前二一三年至少延绵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二千多年，几乎是从头到尾整个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影响不可不谓深且广矣！

公元前二一三年，是秦始皇登基的第九年，他在咸阳宫招待七十名博士，其中有不少是从其他六国归顺秦国的。在筵席上，一个叫周青臣的，官居仆射，是个武官，向秦始皇敬酒祝寿，歌功颂德，并大力讚颂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而另外一名从齐国归顺的博士淳於越，则持不同意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竭力主张分封制，於是引起争议.此时宰相李斯发话了，他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而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的意思是说，如今之所以引起这样的争论，是书生们师古不师今，以古讽今，以致思想混乱，扰乱民心，诽谤朝廷。

这本来是有关政治体制的一次讨论，是郡县制适合秦国呢，还是分封制合适？可李斯把他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了。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就如当代中国是宪政好，还是独裁好；是一党专政好，还是三权分立好，也应该允许讨论。可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不允许讨论，就如现在也不允许讨论一样。否则就超过“底线”，判你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於是李斯提出要统一思想，师今而不师古，这也如近六十年的当代中国相继提出的“舆论一律”、“和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团结在以谁谁谁为核心的周围”一样，如出一辙，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统一行为，统一所有。为了消灭不统一的思想议论，李斯提出焚书，秦始皇说“可”。於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浩劫就开始了！

李斯提出：“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不是秦代的史书都烧掉。“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更过分、更残忍的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连相互议论也要禁止，否则暴屍街头，灭你全族！第二年就坑杀了四百六十名儒生。

汉代要好一些，这是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没大规模的禁书，而且到了第二代汉惠帝，就废除了由秦代延续下来的不准私人藏书的禁令，由是汉代文化空前繁荣，国力也因之强盛。这以后一直到唐代，虽然每朝都有禁书令，但所禁者大多为谶纬、兵法、天历、《老》《庄》、佛道之类，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大多无涉，与舆论一律、钳制异见也少有关系.

宋代最着名的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了，这当然是一场政治派别的角逐。结果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相继罢黜，两人的文集也两次遭禁毁。此案延续将近半个世纪，祸及“元佑党人”三百零九人。它以清查文化为名，行打压不同政见为实，为中国历史上禁毁当代名人名着之滥觞，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因人废书”便是由此而来。

禁止禁书，在中国还遥遥无期

元明之际，开始禁毁戏曲、小说，虽然也有禁书，其规模和惨烈程度比起清代则是小巫见大巫，不予赘述。民国也不说了，放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对比时再说，因为拿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比，更有可比性。这里就简单说说清代的禁书。

清代的文字狱，那才叫惨烈，那才叫恐怖。十年前我曾经写过《“表态”文化》一文，是因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引起了我有关清代文字狱的话题.我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他制造的着名的文字狱有两起。而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他制造的文字狱大案就有五次。如吕留良案、汪景棋案、查嗣庭案、陆生楠案、谢济世案。案犯所着书一律被罚没，被禁毁，不得再版，不得翻印，亦不得私藏。案犯不是被处死，便是被流放，还祸及家族。查嗣庭在判刑前就已瘐死狱中，仍然被鞭屍枭首，死也不放过.”对雍正这个历史上最严酷地迫害知识分子的魔王，哪怕他有天大的文治武功，我也恭敬不起来。当然我十年前说这段话，是因为听说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对雍正甚是恭敬，认为他是值得效法的开创了盛世的好皇帝，还有一位也是他恭敬的好皇帝，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后来居上，自《四库全书》开馆，十五年内文字狱四十八次，平均一年达三次之多！为纂修《四库全书》，全国广泛徵集书籍，名为编修整理，实为查阅禁书，至少是“边徵边禁”或“寓禁於徵”，据统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全部或部分遭到禁毁的历代典籍共达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书版八万余块.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

外国禁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禁书（商鞅燔《诗》《书》）是出现在商鞅变法的公元前三六一年，那据我有限的阅读知识，西方的第一次禁书要比中国早五十年，即公元前四四一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着作以渎神之罪遭到当局焚毁，并将作者逐出雅典。

其后西方世界各个国家都相继有过禁书，但以中世纪为盛。最着名的大禁书，就是十四世纪中叶意大利薄伽丘创作的《十日谈》。一个世纪之后，一四九七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极端仇视艺术和美，绝对奉行苦行和禁欲的修道院院长萨伏那罗拉，将此书的原稿和部分付印稿付之一炬。再一世纪，一五五九年罗马教廷首次发佈《教廷禁书目录》，逐年增补修订，但《十日谈》始终名列其中。以后连巴尔扎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司汤达、左拉、萨特等着作也网罗入禁。这以后西方最轰动的大禁书应该算是上一世纪英国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了。

那西方世界何时中止禁书了呢？一九六六年六月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中止了《教廷禁书目录》的出版发行，西方世界的禁书基本上已经偃旗息鼓了。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九八一年，智利的皮诺切特的军政府竟然下令将世界名作《堂吉诃德》列入禁书。因为皮诺切特认为塞万提斯的这本骑士小说对自由的呼唤是对他威权统治的威胁.当然此书随着军政府的倒台和皮诺切特的流亡，也就解禁了。从此以后，在一些民主制度业已形成并成熟的西方国家，很少听说再有禁书之类的恶事和蠢事发生了。

那中国呢？何时结束禁书呢？遗憾的是至今，一直到我演讲的现在，二○○九年的七月，也没停止过禁书。以后何时可以停止呢？难说！

西方世界虽然比中国禁书早了五十年，但至少在上一世纪后半叶已基本结束，这还只是拿中国一个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做对比，如果和西方某些单独的国家做对比，有些西方国家更早就在制度上、法律上和实践中结束了禁书。禁止禁书，在中国这个最爱书、最有读书传统的国度，还遥遥无期。还不知道要继续多久，真令人无奈，令人叹息。

禁书内容、手段、决定过程迥异

（二）、中国禁书越来越注重政治，外国禁书越来越不注重政治。

禁书所禁的内容大致三种，一色情、二宗教，三政治。中国禁书从开始就与政治极有关涉，如商鞅的燔书，秦始皇的焚书，莫不如是。以后所禁之书，宗教和色情也逐渐成为禁因之一，但统治者最注重的仍然是政治。到了清代为了政权的巩固而消灭异端，政治越来越是禁书的肇因。及至当代，政治类的异见之书更是禁书中的重中之重，你可以携带淫秽书籍从香港入关，但“反动”书籍查禁极严。如若不信，你携带一本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试试！

外国禁书，当然也会以政治原因查禁。如罗马教廷对《共产党宣言》，前苏联对《日瓦戈医生》的禁止，都纯属政治原因。但如今凡是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因政治因素查禁图书虽然不敢说完全绝迹，但真的是极少极少了。

（三）、中国禁书手段极为残忍，外国禁书手段相对温和。

中国禁书动辄使用暴力，监禁、流放、火烧、坑埋、杀头、腰斩以致灭族……史不绝书。而西方，最着名的因禁书而施以火刑的是布鲁诺，他因推重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在自己的《论无限、宇宙及世界》着作中，提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恆的，而被教会视为异端，囚禁八年，最后被活活烧死。西方对禁书的涉案者更多的是採取谴责、罚没、禁售、销毁等等比较温和的手段，很少使用暴力。其他的手段还有罚款，如一七四九年，英国作家因《放荡女人回忆录》一书判罚每年一百英镑.一九二二年一家美国书商进口《十日谈》，被地方法官罚款一千美元。这种处罚和中国古代动辄有杀身之祸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四）、中国禁书官府说了算，外国禁书律师上法庭。

中国禁书，古代中国是皇帝、大臣说了算，被禁者任官府宰割，无法自保。外国呢？虽然大多数被禁者忍气吞声，无理可说.但自从上一世纪开始，如被禁书，也可以上法庭说理了。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指控，由於律师塞拉的据理力争，法庭终於判决免於处罚.再如西方的三大禁书之一，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经律师作无罪辩护，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胜诉，此书得以正式发行。

二十世纪最轰动的禁书诉讼案，当属《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一九六○年伦敦企鹅出版社为纪念作者劳伦斯去世三十周年，全文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英国检查机关认为该书淫秽，毒害读者心灵，遂向法庭提出控告。出版社聘请律师出庭，并邀请三十五名专家、教授、学者、神父等名人作证.法院也挑选了九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经六天的庭辩，出版社获胜，该书得以出版，世界文坛为之欢呼。

中国自有禁书以来，从古到今，何时有过被禁者与查禁者对簿公堂之事？本世纪倒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几年前北京一位律师因携带一本香港出版的着作而被海关罚没，律师不服，将警方告上法庭。大水沖倒龙王庙，很有意思，这在第二部分“中国禁书的古今异同”中再说。

——文章来源：《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