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的人格之重

—— 纪念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陈迈平

    瑞典学院颁奖词：“因为一种带有广阔多重的地平线的写作，其特征是感性的睿智和人文主义的气节构成。”


一  坐在“世界的岸边”拼写世界


    家里的书架上有一本厚厚的帕斯诗集，669页，还是精装本，重量不轻，也正因为重量不轻，它不便携带，无法放入经常漂泊流亡的诗人的行李箱。因此，它成为一个流亡诗人给我留下的“遗产”。当这个流亡诗人享受完瑞典笔会专门救助流亡作家的图霍夫斯作家奖金，在斯德哥尔摩居住数月将要离开之前，在我到他的临时寓所帮着提行李准备送他上机场的时候，他把这本诗集放在手里掂了掂，有点舍不得的样子，因为这是帕斯本人送给他的，弥足珍贵，但实在是太重了，只能割爱。这本诗集就留给你吧，他最后对我说。

    于是，它就一直立在我的书架上，和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易卜生、托尔斯泰、卡夫卡等作家的著作并列在一起，已经10多年了。有时候，我会把它抽出来翻阅。比如，帕斯1998年4月19日去世，在听到噩耗之后，我就曾经把这本书再次抽出，默读，默想，默哀……

    这是一本西班牙原文和英语译文的对照版，收集帕斯从1957年到1987年他最成熟时期的诗歌作品，所以比较厚。英语译者中包括很出色的英语诗人，例如伊丽莎白。毕肖普。优秀英语诗人翻译出来的诗歌，才不会让西班牙语原诗的光彩褪色。翻阅这本诗集，帮助我体会到瑞典学院给帕斯的颁奖词真是准确精彩：“因为一种带有广阔多重的地平线的写作，其特征是感性的睿智和人文主义的气节构成。”

    颁奖词说的“地平线”用了复数，是众多的地平线，我所看到的中文翻译都没有把这层意思翻译出来。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指明了帕斯的诗歌世界不仅是广阔的，也是多重多样的。我手边这本帕斯诗集中的诗作，就是他写于“墨西哥、法国、美国、英国、印度、阿富汗、斯里兰卡……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旅程交汇点中”（引自该书“前言”）。这种地理上的广阔性，自然和帕斯曾经长期担任墨西哥外交官有关。他代表墨西哥出使过法国、印度、瑞士等国，也到过亚洲的日本和澳洲、南美等地的大学客座讲学，所以有非常国际化的文化活动背景。

    可以说，虽然帕斯一直用祖国语言西班牙语写作，但他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诗人，而是属于世界诗歌的世界诗人。199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西班牙语文学世界是欢呼雀跃的，很多国家首脑联名发了贺电，把这当作拉美地区的荣誉，但墨西哥诗歌界也有些人并不高兴，不感到这是墨西哥文学的荣耀，反而对瑞典学院颇有非议。有些人甚至否认他是墨西哥诗人，说他总是居住国外，并不积极参与国内的事务。这种情况有点与高行健得奖之后的情况相似，尽管高行健来自中国，也是中文作家，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当作这是祖国的荣耀，只有台湾和香港除外。

    但是帕斯本人倒并不介意这些非议，对他来说，国籍并不是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诗歌，是他的诗歌能否进入到不同的文化领域，或者相反，不同的文化是否能够进入他的诗歌。诗歌是这位诗人建立个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在1994年的诗作中，有这样一行诗句：“看这个世界，就是拼写这个世界。”

    帕斯不是坐在家乡的棕榈树下写诗，而是坐在“世界的岸边”。帕斯的1942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书名就是《在世界的岸边》，那个时候他已经结识了很多世界诗人，例如聂鲁达、奥登、斯本德等等，既有西班牙语的诗人，也有其他语言的诗人。二战结束后帕斯还在法国巴黎居住数年，和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都有来往，积极参与他们的文学活动。巴黎可以说是当时世界文学的前沿阵地之一，其实也可以说至今一直都是，帕斯住在那里的时候，除了轰轰烈烈的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存在主义文学也正在发轫之中。

    当然，帕斯的眼光不光专注于欧美的主流文化，他对墨西哥本土的文化，对拉丁美洲文化包括古老的玛雅文化，都有自己的关切。我手边这本诗集，开篇就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长诗《太阳石》，瑞典学院认为这首长诗是帕斯诗作的高峰之一。太阳石是墨西哥城出土的代表本土文化的巨大日历石，而长诗的584行，正是对应着太阳石日历的584天。帕斯这首长诗的特点，和很多史诗不同，它不是带你进入历史，不是寻根文学，而是把你从这一个点，这块巨石，带入“对于死亡、时间、爱情和现实问题的思考”（瑞典学院新闻稿语）。它把我们带向更广阔的世界和宇宙。最后一句，居然也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引号，面对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没有尽头的将来：

    “晶莹之柳，清水之杨，
    高大喷泉，风如拱廊，
    根深大树，依然静舞，
    河道流转，浩浩荡荡，
    重复回旋，完成圆环，
    永恒不断来临：”
    
    帕斯对东方文学例如日本俳句、中国古典诗歌和印度史诗都非常有兴趣，心甘情愿地接受东方文学的洗礼。尤其在1962年出任墨西哥驻印度大使之后的作品，那些年中帕斯创作的有着浓郁东方情调的诗歌，收集在1969年出版的《东山坡》等诗集中，这才是瑞典学院“广阔多重的地平线”的最佳注脚。

    帕斯现在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想，他在那个“世界的岸边”可能还在继续写诗呢。


二  感性引导的睿智


    “感性的睿智”，就是可以用感官感觉到的智慧。既是头脑的智慧，又是心灵的智慧。既是想到的智慧，也是可以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的智慧。既是艺术，又是哲学。这本书里就有很多“视觉诗歌”，不仅是文字的诗，而且也是图画，是视觉的诗歌艺术，有些简直无法翻译。这是本身具有形象的诗歌艺术，所以他有些诗集还题名为《地形诗》与《视觉唱片》。体会帕斯对于现代诗歌形式实验的这种兴趣，他这种感性而睿智的诗歌创作经验和特点，必须追踪到他对视觉性绘画艺术的兴趣。帕斯本人对于视觉艺术有很深造诣，1970年是他最早在西方举办“檀陀罗艺术展览”（Tantric Art），把这种独特的印度神庙人体艺术介绍给西方。他的许多文学活动和诗歌朗诵也都是和画家摄影家合作，名单太长，不提也罢。

    这些事例再次证明，某些自诩为解释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人士”，把“感性的智慧”翻译成“敏锐的智慧”是很荒谬的，因为这不是“敏锐”抑或“麻木”的问题，而是“感性”还是“理性”的问题。他们其实没有“看到过”和“感觉到”过帕斯诗歌的这些特点，不了解帕斯对于感性的视觉艺术的热爱和重视。我只能在此再次强调，要理解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正确翻译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中有一首诗，可以作为“感性的智慧”的实例：帕斯在下面指示说：“请把八个词组的每一个放在八条线的各条线上，使得它们从一读到八，就可以构成平行的说法。”这八段我试译如下：

    “1 你是在中心
    2 太阳的利刃
    3 分开此八角
    4 眼鼻手舌耳
    5 东西与北南
    6 切这块面包
    7 深渊在中心
    8 看闻摸尝听”
    
    这八行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歌，而我们按照诗人的指示进行组合，1和5，2和6，3和7，4和8，八段话又可以构成一首四行诗：
    
    “你是在中心，东西与北南
    太阳的利刃，切这块面包
    分开此八角，深渊在中心
    眼鼻手舌耳，看闻摸尝听”
    
    阅读这样的诗歌，你当然可以会心一笑，感到图形在诗意中的运动，感到感性阅读的愉悦，而这种愉悦来自诗人“感性的智慧”。


三  诗人王国的贵族


    这个世界的诗人我认识不少，诗人们本身又构成一个五光十色个性丰富的世界，是一个可以分出阶级层次的王国，三教九流样样俱全，有高贵者也有卑鄙者。有些诗人是精神贵族，有些也是精神乞丐；有些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有些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里有大商人也有小市民；有诗歌骗子和掮客，也有真正高贵的诗格人格。

    瑞典学院的颁奖词中强调的“人文主义的气节”，我需要特别解释一下，所用的“气节”这个词，瑞典语原文是“Integritet”（英文是integrity），其含义丰富难译，可以表示人的廉正、尊严、正直、诚实，也指言行一致的完整人格的体现。有人翻译成“真诚”，并不准确。因为一个没有“气节”的人，也可能“真诚”地忏悔，而缺失高贵的“人格”。翻译成“人格”比较合适，但和前面的形容词“人文主义”之“人”重复了，所以，我翻译成“气节”。瑞典学院说的“人文主义的气节”其实就是赞赏帕斯诗格的高贵，同时也是人格的高贵，他是诗人王国的贵族。

    我见过帕斯本人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来斯德哥尔摩领奖，我去听了他题目为《搜索现在》的诺贝尔演讲。这也是我移居瑞典后，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现场听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的演讲。第二次则是1991年诺贝尔基金会举办颁奖90周年庆典，邀请所有得奖作家重聚斯德哥尔摩，帕斯也来参加瑞典学院举办的活动。在我的印象中，帕斯风度举止优雅，待人彬彬有礼，确实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官。他的诺贝尔演讲，一开始就谈“优雅” ——英语稿上是“Grace”，而本人就是“优雅”的典范。在这样一个优雅的演讲大厅里，走进来这样一个优雅的“外交官”，用这样优雅的风度举止向所有观众致意，用这样优雅的语言开始演讲，我第一次体会到“优雅”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帕斯解释了“优雅”可以表示什么：是宽容，是原谅，是仁爱，是灵性，是表达方式，是愉悦人的说话和绘画风格，是表现礼貌的动作；简言之，是揭示了精神之善的行为。这是天份，也是老天赋予人的礼物，接受的人，懂得谦卑地感谢，懂得敬畏。于是帕斯把这个词和“感谢”——“gratitude”联系起来的，非常“优雅”地表达了一个得奖作家对于瑞典学院的谢意，称赞瑞典学院是世界文学之家。

    中国文化革命的时候，盛行“血统论”，一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说法。也就是说，红色的革命家庭生出的孩子自然是红色的革命的，是红小鬼，而黑色的反动家庭出生的孩子自然是黑色的反动的，是狗崽子。有人很反对“血统论”，以为这是歧视，大概想要证明黑色的反动家庭也能出产红色的革命的狗崽子，那个时候确实也出现过很多狗崽子敢于和黑色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从黑色变为红色从反动变成革命。其实，我看“血统论”未必没有一点道理，至少文化上是这样，文化基因更有赖传承，一如世代行医之家的祖传秘方。就人格而言，家庭对后代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祸国殃民的土匪家庭，后代就经常还有土匪习气，就是高官厚禄，人格也高贵不起来，还是土气匪气。

    所以我认为，帕斯的高贵人格气质，优雅的风度和文化教养，和他出身墨西哥高贵的书香门第是有关系的。根据瑞典学院的介绍，帕斯的祖父就是一位著名墨西哥作家，也是墨西哥本土文学的先驱之一，家里藏书丰富的书房提供了帕斯丰富的营养。而帕斯父亲是著名的政治记者，还是专做当地印第安人维权案例的律师，后来成为1911年墨西哥民族革命的中坚人物之一，曾经代表墨西哥出使美国做外交官，其地位大致可和中国五四前辈胡适相比。这种家庭背景不仅可以解释帕斯文学修养的家学渊源，也可以解释这位诗人政治方面的一贯兴趣：帕斯像他的父辈一样，积极从政，对于社会和国家事务乃至国际事务有很强的参与感，1937年才20多岁时就参加过西班牙举行的第二届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因此才认识了当时出席大会的聂鲁达、奥登等诗人作家。他出任墨西哥驻外大使，也是出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

    帕斯一生中参与政治最出名的事件，应该是在1968年10月2日墨西哥城发生枪杀学生的惨案之后，义愤填膺，当即辞去墨西哥驻印度大使职务表示强烈抗议，并因此而在国外生活数年。那年，墨西哥城也是在举办奥运会前夕，但是国内的政治形势恶化，社会腐败，墨西哥城的大学生们上街示威游行，当时的口号居然是“我们不要奥运，我们要革命！”结果令人震惊：政府下令镇压，数百名学生被枪杀，10月2日就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的一个黑色纪念日。这些历史后来都被墨西哥作家艾列娜。珀尼亚托斯卡写入著名的小说《特拉特洛克之夜》中。2003年国际笔会在墨西哥城举行年会，我也去参加了。一周会议中我没有离开会场，会议结束后才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出去看看市容街景，有没有走过太阳石金字塔我不记得了，但肯定走过特拉特洛克区文化广场，看到了刻有死难学生名单的纪念碑。

    经历过了80年代的历史风雨，我当然可以理解帕斯的抗议和辞职行动，而这正是瑞典学院称赞帕斯“人文主义的气节”的另一个注脚。任何有正义感的诗人，都不会对这样的事件表示沉默，更不用说帕斯一直有忧世忧民的情怀，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注一贯不变。就在1990年来领诺贝尔文学奖时，东欧刚刚发生过剧变，尽管柏林墻轰然倒塌，而地球上依然未能安宁，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帕斯在气氛欢乐而隆重的诺贝尔宴会上的答谢辞居然还是忧心忡忡地谈到国际的人类的问题：“我们不仅在目睹一个世纪的终结，也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在意识形态倒塌的地方会生长出什么？这会是一个大同和人人自由的时代的黎明，还是部落偶像崇拜和宗教狂热的复活，释放出冲突和独裁？已经取得了自由和富裕的强大的民主，是否将会减少人们的自私自利，对被剥夺国家显示更多的理解？……”

    而帕斯警告世人：“答案是我们现在无法知道的。新近发生的事情教育我们懂得，没有人掌握着历史的钥匙。这个世纪是在一大堆问题中结束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活正在危险之中。我们盲目地迷恋进步，努力奋斗开发自然大有进展，结果把我们自己变成一个自杀性的种类。……所以，不论我们选择什么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国家，最迫切最要紧的问题时环境的生存。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

    帕斯是言行一致的诗人，言行一致也是“气节”一词的重要定义，指人格的完整性。就在得奖第二年，帕斯就在墨西哥城策划筹办了作家与环保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邀请了很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出席，共同讨论文学如何对环保做出积极贡献。当然，是否参加会议的作家和诗人们都像帕斯那样言行一致地关注环保，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这个世界上有淡泊政治一贯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诗人，例如布罗斯基，也有积极参与政治关注世事的诗人，那就是帕斯。这种区别说得再简单点，就是出世和入世的区别，或者说是李白和杜甫的区别，都可以成为伟大的诗人。不论姿态如何，如果始终如一，一贯地介入或者一贯地疏离，也是一种完整的人格体现，自然承当得起瑞典学院使用的“气节”一词。让我自愧的是，中国文人，包括我自己，更多有着分裂的人格，几乎没有完整的“气节”可言。我们的机会主义立场，一如广场情结，冷漠麻木本来是常态，而偶尔爆发的热情很像是感冒高烧一样的临时症状，会迅速减退。这种时而“高贵”时而“卑鄙”的分裂状态，可以通过重组我的一个诗人朋友的著名诗句来表现：

    “高贵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卑鄙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所以，帕斯的人格之重，是因为在人格的天平上，我们自己太轻飘了。
    
    （2003年10月墨西哥城起稿，2009年3月底斯德哥尔摩定稿）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