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

余英时

季羡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还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亚文字，是个古语言学家。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他身上产生了不少风波。

第一个是很好的一面。因为他在“六四”学生被镇压的时候，站在学生一面，支持学生。但是慢慢就变掉了，被共产党攻心之法攻下来了，变成歌功颂德的人了，专门提倡中国民族主义，所以他晚年这十几年，就被共产党不但捧为“国学大师”，而且还成了“国宝”。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写《泰山颂》，歌颂泰山，其实歌颂的主要就是共产党。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现在天地都变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间许多冷嘲热讽。

同时，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所以又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

他也听到这些不大好听的话，有一次就公开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师”，尤其不是“国学大师”。以为这样子就能平息闲话，可是事实上没有用。共产党官方已经把他封定为“大师”了，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好象德高望重的人来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从最初这个抗议天安门屠杀，到后来歌功颂德。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反右啊种种，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政治上的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个任继愈先生，我个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继愈跟我也算是同门。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时候，他那时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还特别到旅馆来看我。后来，到美国来，还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们有些私交。他当然也算是“大师”级的，年龄比季羡林小不了多少，这两位都是念书人，原本都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任继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学问，他写过佛教史的论集，也是跟季羡林一样，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就没见到有什么新的工作了。这是环境使然。

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已变成“大师”，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动他的手。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本来有它的尊严，学术界不是给政府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变成“歌德派”，学术界的人就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过去，“歌德派”的人，绝不会成为“大师”。而在共产党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学术界没有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跟它的政治制度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共产党底下，不会让你跟党的基本的教义、或者基本的意识形态相抵制而存在。现在虽然不坚持马列主义这一套，可是还有一点是一定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维现在的政府，说现在的执政党是伟大的、中国前途完全靠它这个党、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学界大师，象杨振宁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点是跟过去绝对不同的。因为以前的“大师”是监督政府的，或者说是批判政府的。这种力量是独立的，政治领袖没办法在过去的时代制造出“大师”来，就是从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社会上、从底下念书人心里头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来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别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这是所谓中国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象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很大的危机。

—— 原载: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