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画家武文建

廖亦武（四川）

采访缘起：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经艺术家高氏兄弟牵线，我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98艺术工厂内访问了出身工人阶级的画家武文建。

天气晴朗，我眼前的武某穿火红衬衫，显得神采飞扬。刚闲话了几分钟，高氏兄弟就请客，吃东北菜。不用我的诱导，武某即在一片嘈杂中打开话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边吃边习惯性地插问，而武某说了个把钟头，只动了几筷子。

餐毕，觅一偏僻去处，让武某继续过嘴巴瘾——1989年6月4日前夕，他才19岁，酷爱艺术且血气方刚，懵懂卷入爱国风潮，却在北京城头目睹了一幕幕血腥场景，自己也差点叫大棍子打趴下。

稍后，国家勒令人民住嘴，他却没住嘴，所以被逮，判刑7年。因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他就只能与动乱暴徒关在一块。“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过的底层人物一样，没历史，没社会面貌，甚至不知该怎样定位。”他叹息道，“16年了，没人站出来为他们吆喝一声，罪都白受了。”

我说：“那麻烦你牵个线，弄两个暴徒来我接触一下？”

他说：“坐牢一二十年，老虎也被关成老鼠了，认命吧。你看那个请暴君像吃臭鸡蛋的鲁德成，当年被大学生扭送公安机关，电视一报道，就闻名遐迩。可如今事过境迁，好不容易逃到泰国避难，却要被异国警方遣返——这就是不认命的下场！”

我哑然片刻，就操起巴掌大的摄相机，拍下武某悲愤和自嘲的脸。说实话，连我都差点忘记曾是六四主体的成千上万的暴徒们，更别提如何为他们重新定位了——文章是由精英来做的，我每年都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不少。

直到午夜12点过，武某才不得不闭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后分别。我的背包里揣了一组血洗天安门的油画照片——多年来，他已涂抹了若干噩梦似的油画，却一张也没拿出去。“等吧，”他说，“16年都等了。”

“等吧？”我猛地愣住了。出租车发动了，曾经作为历史舞台的街景纷纷退去。我不禁想起大半年前，丁子霖老师在家里私下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真到了六四有个说法的那一天，北京的地缝想必会突然涌出无数“英雄”；那时，我和你蒋老师倘若活着，就去远处隐居，把脚下的名利场腾出来——因为，我们孩子的灵魂需要真正的安息。

武文建：今儿上午，高氏兄弟突然来一电话，口气与平时不一样：“文建，过来一趟好吗？”我问什么事？他又答：“没事，就吃个饭。”我想，从西边到东边，我要跑大半个城呢，请个饭费这么大劲儿？况且，这老高也不是喜欢吃吃喝喝的人。所以我就猜，要见什么难得碰面的人（高氏兄弟插话：六四前夕的北京，还是提防一点好）。

老威：昨天见着老高，他告诉我，有个很有意思的画家，六四栽进去，被当作暴徒关了几年，出狱后，专画屠杀的题材，与这个健忘的时代搞不好关系。

武文建：我的饭碗是画广告，简单、技术化的没脑子的活儿；但我的激情还停在那儿，时光流逝了，它却凝固成烫手的石头，搁在那儿——16年前。我老是画坦克压人，血把天安门淹没，民主女神像……画框内的每一笔，都哇啦啦地喊着。这是永远的题材，或许我画得不好，或许应该反思反思再画，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梦，我的手脚。这些画，我不会卖；将来六四翻过来，我也不想卖——但愿那时能建一个种族耻辱的博物馆，我就把它们捐出去。

老威：这个想法不错，不过眼下，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武文建：从六四说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职业？

武文建：按共产党的阶级成份，我出生于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北京地区有两大国企，一是首钢，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属中国石油，地点在北京房山区，有几十万职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爷爷毕业于林彪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1941年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姥爷也是四几年火线入的党；另外，我爸，我叔，我两个舅舅，全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从小就受革命传统教育：艰苦朴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人类，军民鱼水情之类。

老威：穷棒子翻身闹革命吗？

武文建：我家也不穷，我爷爷在旧社会上中专时，就秘密入党。据我姥爷讲，他哭着喊着，死活要上抗大，具体怎样牺牲的，连我爸也不大清楚。我姥爷干地下党，被日本鬼子抓过，严刑拷打，背上还烙了一大块印。由于姥爷口紧没招，日本人也没拿到实在把柄，所以村里乡亲就凑了两头猪去慰劳皇军，把姥爷给换了回来。我妈说，姥爷文化没爷爷高，革命意志也不十分坚定，被皇军一吓，胆就破了，甘愿做纯粹的农民。在战争年代，胆小自然做不了干部。

家族就这种传统，所以，虽然根正苗红，父母也就是做老实工人的命。我也老实，子弟校毕业，分配到燕化后勤，学厨子。年轻人不乐意，但我爸说啦，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不准闹情绪。到了1989年，我刚19岁，在餐厅工作了两年，还没转正。

那时我迷上了油画，专门拜了个老师；我每天疯狂地学习，连炒菜也琢磨着绘画，联想着梵高、高更。我不知道学潮怎么开的头，我对政治气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没多少天，我搭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逛大街，发现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了一块钱呢。

老威：此刻你还是一个旁观者。

武文建：许多所谓的暴徒这时都在旁观，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卷进去。

老威：你具体投入是什么时候？

武文建：我一个小人物，象一颗芝麻粒掉进汤锅，所以谈不上“投入”。当时天安门还没多少人，热闹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带。我一小伙子，自从做了画家梦，就不爱上班了，只要没事儿，就喜欢往城里跑，竖起耳朵到处听新鲜呗。

直到5月20号，李鹏傻屄发布戒严令，部队分几路准备进城了，北京市民才开始起来，声援学生。燕化也在那天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我们先在火车站集中。当时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比国庆典礼还喧闹，我跟在队伍里，很激昂，却没任何政治动机。许多人和我一样头脑单纯：就是爱国，声援学生。

老威：你参加过几次游行？

武文建：大概4次吧。天安门热闹起来后，我莫名兴奋，有时进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5月20号游完行后，有人说：“我们工人阶级能否帮这些学生做点什么事？”于是大伙就派我去天安门指挥部接受任务。

我是楞头青，一挽袖子就上了。当时设了六、七道卡，可真够严的。我口袋里揣着《工作证》，一被挡住，就掏出来，哇啦哇啦解释。好不容易进到最后一道卡，见到的所谓“指挥部”就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底下，一些学生领袖裹着灰不溜秋的破衣裳，胡子拉碴的。我当时就立在那儿，衣领歪斜，也不认识谁是谁，就大声说：“我们是燕化工人，你们需要帮忙吗？我们有一大帮人。”学生们把我围在中间，上下打量好一阵儿，其中一个说：“让我们研究一下。”

我等了几分钟，刚要出去，一张纸条还真递过来了，内容是：“请你们去天安门东北角维持秩序。”署名为“高自联常委遥远”。

于是燕化的100多人就去东北角维持了一宿的秩序。当时的广场可真够乱的，因为李鹏的戒严令下达后，各种谣传蜂起，北京的市民们非但没叫吓唬住，反而被激发了，拿老毛的话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老威：广场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数得清？我几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种人性突然之间的升华所触动。许多老百姓自愿到天安门，送水送东西。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由他儿媳妇领着，挤过来，递上两大包。他媳妇嚷着解释：“我们不让老爷子过来，他偏过来给你们送吃的，家里拦不住啊！”

我都感动得掉泪了，那种人性的纯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门了？

武文建：没有，撑了一两天，燕化的人还是回去了。在之后的十几天，我只进过一次城，我呆在家里画画。直到6月3号晚上，我边看电视边画画，突然屏幕换了，并且宣布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的，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进城去。

老威：你可真够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打小被共产党洗脑，相信“军民鱼水情”，所以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杀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公交车在天桥停，我下去，沿着大街一直走到天安门，地上全是一滩滩的血。我有一张画，就涂的这些情景，一块血，一个圆圈——我十几年的红色教育就这样全被颠覆了。

老威：还能走得通吗？

武文建：能走得通，就是乱。这一滩血，那一滩破烂，枪声稀稀拉拉的。当靠近前门底下，我突然望见一大片解放军，人人手里都握着齐眉的棍子，就迎着跑过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别看我只有19岁，却反感扔砖头，砸瓶子一类的过激行动。我还是愿意相信解放军——只要不被激怒，他们还是不会丧失理性。所以我就迎过去，可这时，有市民蹦出来，从我身后向当兵的扔砖头。我急忙挥手叫道：“别打！别打！别激化矛盾！”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砖头的转眼跑了，我没甩砖头，就理直气壮地站在原地。可说时迟，那时快，蓦地从斜对面爆出一声吼：“就这小子闹的！就这小子嚷嚷得欢！！”我本能的扭头，哎呀！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举过头顶，直扑过来，我浑身一麻，蹭地就窜开了。

老威：你还能进到广场？

武文建：坦克和部队都扎在里面清场，进不去，只远远望见在冒烟。

老威：当兵的训练有素，你能跑掉吗？

武文建：农村兵普遍腿短，再训练，先天不足，也跑不过我这腿长的。加上这是奔命呀，一大片绿追一个蚂蚱，有一刻腿软了，棍子头估计是铁的，擦着我的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窜了2米多远，真疯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进了一条胡同，当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淤了一大块伤，黑紫色，半个多月也没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飞了，还记得数？估计有好几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赶鸭子，我感觉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逃。一个小伙子，只比我慢了两三步，就被一棍儿给撂翻了，接着叫绿色盖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卜卜卜，发闷。我估计铁器砸肉体都这种声儿。

老威：你在逃，怎么能看见呢？

武文建：我已窜入老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胡同，见当兵的回头，就趴在那豁口看。就50米，清清楚楚，把人打死过去了。后来当兵的撤了，我和躲在车站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救护。我抱起那人的脑袋，与其他人一道穿了一条挺长的胡同，（可能是糖人胡同）直接把他送到治眼的同仁医院。
老威：那人是谁？还活着吗？

武文建：当时还有气儿。可那脑袋已经变形，这出来一大块，那出来一大块。

老威：烂了？

武文建：没烂，也没血，可脑袋已经不是脑袋了，胀大了一倍。像有个外国画家，专画变形脑袋的，叫，叫培根，对，培根的作品。我搂着他，边跑边问：“你是哪儿的？”他还应了声：“首钢。”后来我们截了辆三轮板车，一路狂奔，进了同仁医院。但见那过道上，一溜，全躺着伤员。我们把人交给两个身上沾满血迹的护士，就退了出来。满腔悲愤，脑子乱极了。

老威：医院里躺着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过道的门口，护士就过来接人，不让进。我绕楼一圈，感觉所有的房间都是满的。走在街上，我的眼泪还哗哗地掉，天晚了。六月四号，铭心刻骨，我在街头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问题，国家怎么办？我怎么办？

老威：你睡在哪儿？

武文建：前门附近的5路公交车站，寻了辆公汽就上去了。车内有十几个落难者，学生、市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大伙聊了整夜。

老威：聊什么呢？

武文建：除了骂大街，没别的。还提到拿枪干他娘的。直到天亮，我才搭班车，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于热血还在胸中荡漾，我就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还是国父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穿着这抗议衫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里的情况。厂区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职工，把路都堵断了，公共汽车开不动，连乘客也下了。大伙推举我讲话，根本不由我分说，许多手就又推又举，把我弄上一辆130货车；还嫌矮，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架子楼……

老威：你演讲了一番？

武文建：我—19岁的小伙子，哪有口才？不过呼了一阵儿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推磨一样旋转着，让大家看身上的字——后来这些举动都上了《起诉书》。我成了“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连石头都扔不远。

老威：我估计混在群众中的便衣不少。

武文建：都是一两代﹑两三代的燕化职工，从小就在一块混，谁不认识谁呀？谁家的孩子在干啥？谁家的老几在派出所干警察，都熟悉，所以用不着便衣。人们都疯了，一千多人哪，后来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号，甚至叫嚷着开车进城干解放军去。可正在这时，我爸赶来了，是派出所报的警：“武师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来了，刚撞上我从架子楼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揪住：“兔崽子你……”

我一把抓定老头扬在半空中的巴掌，像个英雄一般断喝：“你别打！”

周围簇拥着不少石油化工学院二分院的学生，不认识我爸，见有人打英雄，不干了，转过去扯住老头就要下拳头。我立即拦住并大喊：“大家别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后来呢？

武文建：大势所趋，群情激愤到天晚也就罢了。我爸的劲儿可真大，死拽着不松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俩都感觉落差太大了，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一刹那翻了个个儿。我爸是条汉子，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时熊过一次，可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里，他没再打我，而是说：“你六月四号进城，那么乱，连招呼也没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没睡踏实，外头一刮风，我就惊醒，去你屋里看，折腾了六、七次，天亮都合不了眼。你妈死得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罪就大了。”老头子话到这儿，泪花儿都出来了，他又说：“上午上班，我又从单位回家，进你屋看，见被子抖散了，知道你小子没被乱抢打死——刚松了口气回单位，派出所的就叫来了。”

我爸熊了，我的情绪也落下来，挺心酸。我说：“已经这样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那我还是先躲躲吧。”我又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会说完就完了，估计要打内战。”我爸可听不得这个，他说：“你不能再闹，再闹我就死去。”

我还能辩什么？他再拥护共产党，他是我亲爹呀。于是我匆匆收拾，连夜逃到河北老家。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我就住她屋。农村狗多，夜里一有响动，就吠成一片，于是我就跳起来朝外瞅瞅。那十几天，我就没睡过好觉；后来落网了，我反而睡了一踏实觉。

老威：什么时候？

武文建：大概二十几号。

老威；这么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门一问，我爸直接就说我回老家了，还把详细地址都给说了。

老威：你爸出卖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党，这就是我爸。他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应，只要找出你的儿子，一定宽大处理。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子最多关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判7年。

我爸还从单位借了辆车，亲自到奶奶家接我。他还挺高兴，说文建咱们回去吧，北京平息啦，没事儿了。于是父子俩说说笑笑上车，刚开出村口，却见两辆车拦在那儿……

老威：设了个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当时农村好躲人，陌生人一进村口，狗就叫。我还给我的绘画老师打了电话，他催我：“你赶紧跑吧，越远越安全，估计你在外头躲个一两年，这事儿就平了。”我边答应边天真地说：“行行，我带着画箱子，沿途还能画个素描，讨个饭钱。”我老师一听就急了：“带狗屁的画箱子，你赶紧逃吧！身上多带点钱。”

我正在谋划逃离农村老家，却不料我爸已与公安局有口头协议，接我之前，他亲自给副局长老朋友通了电话，口气挺轻松——一个毛孩子，不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吗？明摆着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清楚就行了。

就这样，我一见两警车挡道，就意识到糟了。旁边是庄稼地，正麦收季节，一马平川。我下了车，但没跑。这时警察全从车里下来，有人迎头就问：“你叫什么？”

我答我叫武文……

音儿没落，就闻一声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围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整个县公安局60多个人，全出动了。我被捕回县局，叫铐在一棵树上，才听见他们口气兴奋地打电话给北京：“武文建落网了。”

我被大致审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县局一个处长，领着一帮人，还扛着摄像机，与北京方面相见。那处长像个演员，当众啪地立正，行礼，然后大吼：庆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成功！“

尽管我铐在树上，还是笑得差点背过去。我们家乡派出所所长与我很熟，这时也冲着我笑道：“嘿，你小子跑得够快的！”我回道：“嘿，你们也来得够快的！”可不是吗？500多华里，感觉转眼到跟前了。

但那个处长大约受过文革洗礼，不懂调侃，竟用他粗大的指头直戳我的面门，咬牙切齿道：“你还这么嚣张！”那种气急败坏，似乎我强奸了他家闺女。临走前，县公安局长倒还平和，与我聊天，我说：“你别跟我谈这个，咱们5年以后再见。5年，就5年，这事儿肯定平反。”

就这样，我被铐回去，在派出所关了两夜，转分局关了两个月的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年9月7号，有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关进七处，即北京市看守所。从此，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

由于我的事实清楚，只审了7次，没费多大的事儿就拍板了，7年。

老威：一个号子关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们把号子叫“筒”，大筒关几十人，小筒关7、8个人。那是苏联援建的老式监狱，够牢实，一进门，两边都是通铺。当时在里面的还有诗人叶文福，他写过《将军，你不能那样做》，名气很大，学潮期间却宣布退党。我亲耳听见他在楼下吼：“我操你妈！”看守拿他没奈何，就抱怨：“还是诗人呢，真脏！”

还有往天安门老毛像扔鸡蛋的三人——余志坚、鲁德成、余中岳也关在这儿。余志坚曾先后和我关一个筒，我读到过他写在墙上的诗：“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酱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巅……”以前我能背下来，时间一久，就记不全了。

老威：这三人太惨了，谣传两个人疯了，鲁德成冒死逃到泰国，申请政治避难，还被拒绝，几乎要被泰国警方遣返。

武文建：回来就死定了。余志坚判无期，鲁德成15年，关楼下，听说他曾与混入天安门的一台湾特务住一筒。北京第一批大概毙了9个六四“暴徒”，有一个二审改判，活了，因为检查出神经病。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那铁盖子，结果被拍了下来。这老朱一二审都死刑，已经脚镣手铐，打入死筒等待复核上路了，可那张纸始终没下来。他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都变形了，才改判死缓。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开一次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判。依法卸铁镣子，你猜怎么着？他不习惯了——瘦成鸡脚的腿发飘，一迈步就腾云驾雾。他告诉我，还不如拖着镣子来得踏实。

劳改时，我和这老朱睡上下铺，经常聊天。知道他爸爸曾是北京市邮局一小干部，在文革中下放改造，自杀了。剩在外头还有两个姐。我曾对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成吗？你爸在阴间保佑你呢！就一儿子，没了，香火就断了。”他连称“有道理”，否则没法解释自己还能捡一条命。

老威：我先后和20多个死刑犯呆过，知道判了死要活，真比登天还难，这人的命也够硬的。

武文建：还有好些身为退伍军人的所谓“暴徒”，想法很纯粹：因为自己当过兵，当然不愿当兵的挨群众的打；可也不愿那些单纯的学生挨枪子，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头阻挡军车，结果一判就是死缓、无期。

老威：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挺幸运吧？

武文建：19岁，判7年，当然幸运啦。当时一辆中巴囚车把我拉到中级法院，下到地下室，法警就直接塞我进一铁笼子，演戏就开始了。

说起来真没面子，地下室两边的屋子全满了，法官看样子有些尿急，就在过道上开庭。律师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说了一通“年纪尚小，无知，请求从轻”之类。

老威：庭开了多久？

武文建：就1个多小时，宣布延期宣判；1个多月后发给《判决书》。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狱才26岁，就适应了。后来下了监狱，比较周围的人，更觉自己划得来，好些人也没干什么事，就在人群中叨唠叨唠，激动了一番，就判了七八年或十来年。

可判决下来我还是上诉了，主要是拖延时间，怕去劳改。二审开庭倒挺正规，好歹在屋子里。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
法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哮喘陪审员却用老妇女的腔调插一杠子：“你看我们当时就能把握好方向，不受影响。”

我说：“你们法院也游行啦，公、检、法系统都游行，你们政策水平高，为什么不上街制止去？现在判我，算什么本事？”

这话一出，陪审员啪啪拍桌子，立马升级为泼妇：“我不跟你这种人辩论！“

我却犟起来了：“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才19岁，有这个能力吗？”

老威：的确滑稽，但判不判，也不是法院说了算。

武文建：对，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啦，比如大兴县有亲哥俩进去了，哥哥无期，弟弟13年；还有亲哥俩，哥哥21岁判15年，弟弟19岁判9年。张宝生你知道吗？年龄最小的暴徒，没爹没妈，掏羊粪的，15岁判15年，罪状是揍解放军……

老威：15岁？有力气揍解放军吗？

武文建：被拍下来，就跑不了。还有个哥们，往坦克上扔了个筐，火着了，判个死缓，现在还关着。还有挡坦克的王维林，筒子里盛传他栽进来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计在当时，活着也得扒层皮。连明星陈佩斯都关了一宿，我算什么。

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时代号01的大政治犯徐文立还在。他走的时候，我刚好在着名的王八楼中厅画文化衫，他在下面望我一笑，招呼道：“我走啦。”挺瘦的一小老头。

老威：你认识徐文立？

武文建：旁边人告诉的，并叮嘱保密。刚进去，我还挨了揍，因为这是规矩，每个新犯都得挨揍。之后就是学习，上面挺重视，不断有官员来视察，大概是看看这些暴徒是否长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们都关在这儿吗？

武文建：10年以上在这儿，10年以下关天津茶甸，劳教在大兴。我送一监是因为戴反字，反革命暴乱、组织、煽动等等，大约有一百五六集中在这儿。而秦城，除了部级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听说陈子明曾在一监。

武文建：在二监。一监原在市内，因为要申办奥运会而取缔了，我们就转到二监。我老见陈子明在楼下溜跶，也不穿囚衣，冬天着蓝色羽绒服，夏天一身运动衫，剃一秃瓢。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

老威：有脾气。

武文建：他判了14年，是监狱里唯一拒绝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因为没有罪。后来他得了癌，保外就医，可就是不出国。所以陈子明称得上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条汉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劳改状况怎样？

武文建：非常惨，干活，一直干活。入监集训后，就干外加工，锁边缝扣子，一天十几个小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一致声称暴徒们绝大多数为劳改释放犯，这惹火了当时的国家劳改局长魏孝如（译音），他快退休了，就站出来公开说不。他列出一个统计表，证明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劳改劳教前科的比例极小。这事儿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劳改局长比许多海外流亡精英强，他至少敢说实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16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优点有缺点，激于义愤，就干上了。扔几块砖，几个瓶子，一个筐；还有拦军车、演说、撬坦克盖，可同一个目的：是不让部队进城去屠杀学生。后来学生们撤出天安门，他们就成了“天安门事件”的主体——可在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中，他们没有地位。

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10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某某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13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

老威：你同“暴徒”们相处得不错。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干活儿呗。

老威：什么活儿？

武文建：什么活儿都干。我们还检查过橡皮手套，清洁工或者手术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吹，看是否漏气。累极了，有个大胖子受不了，仗着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针——因为他手指头粗，缝西服里子别扭。自杀不行，反改造行为，那就拍针自残。我还与《人民日报》的吴学灿是难友，我们缝，他帮着剪虚毛。一年多后，我都练得能背过手去穿针了。

老威：你们替哪家服装厂干？

武文建：北京友谊服装厂。夏天缝冬装，冬天缝夏装，满屋子飞着衣服毛，汗把小裤衩都湿了。太苦，真他妈想把厂子给他砸了。我受不了，绝食4天，有人劝我：“你丫真不吃啊？做个样子就得啦。”还刷地往我铺里揣一火腿肠。

我是1995年释放的，减了几个月的刑。我爸做梦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这么久，但他的共产信仰没变，不愿说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我：“你要再折腾，我就去死。”有啥办法，再不开窍，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陆陆续续出狱，无响无臭，得不到一丝关注。当年的激情烟消云散，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我还有个画画的手艺，卖过一段服装后，就能弄个广告，搞个设计。但我的多数难友，以前就普通市民，世道一变，没工作，连谋生都困难。有一哥们，六四前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跟着栽进去十几年，出来后接着开一夜总会。他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于“暴徒”们的民政局，但他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子事儿。

前不久，我与一难友通电话，他会雕章，我懂画画，本来挺投缘。但我告诉他，画了一批六四屠杀的油画时，他一下子就打断我：“你弄那玩意儿干啥？牢还没蹲够啊？”我答：“这口气没出哇。”他答：“我的气早瘪了。兄弟，别去碰政治，太残酷，太脏。”

老威：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娘的孩子天照应”。

武文建：天不照应，就互相之间照应呗。先出来的，有一点家底的，就接济后出来的。目前判15年的都在外面了。死缓和无期，大约有十几个人，还在里面，硬着头皮扛呗。海内外的六四精英，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象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好象六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门，除了那儿，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儿，一天天全被淡忘了。

这些人到底怎样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们这些学历史、文学、新闻和社会学的有发言权的精英们，你们把曾是天安门运动主体的“暴徒”们叫什么呀？你们在广场慷慨激昂，群情激愤，好象为国为民为自由为民主，没一点私心，好象已经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们的感染去挡军车，不让你们挨枪子，但是你们倒好，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柴玲，站在纪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纯得跟天使似的；后来跑海外，要退出民运了。你靠这个起家的，现在捞够了，要退出了——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当初多少人就是受你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等的感召卷进去的……就说我吧，六四那天在城里听信谣传，说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都被当兵的枪杀了，悲愤异常，我随后的勇气，就来源于这种悲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太多了，你们负不起责；可你们在一篇篇回忆文章中，说的就是学生的那一点事儿。你们每个人都发展得顶好，聪明啊，算计得不错。

还有方励之先生，需要他挺身而出，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给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众说：“民主不是靠施舍，而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老威：你对知识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实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已是山雨欲来，知识分子们卷入学潮的动机很复杂，不少人以为要改朝换代了，都不愿失去这最后的介入历史的机会，因为一旦失去这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对未来的话语权。

武文建：没说话权就没历史吗？

老威：从古至今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寻求改变这种精英划定的历史定局。

武文建：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

话音一落，全场哑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过，他们之间的墙是无法逾越的。

(全文完)朱学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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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独立中文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