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纪念与祭奠
——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建立
一平
八九年那个夜晚，我正在长安街，经历了那一幕。劈啪的声响，开始并不在意，看到人倒下，才知道是真的开了枪。于是，赶忙躲逃到树的后面，呼喊朋友，他们还在大街上投砖头。我们逃进旁边的胡同，看到染血的伤者或死者抬过去。当时，没有泪水，唯有恐惧和悲愤。到清晨，骑车回去，满街狼藉，清冷的空中偶尔尚有一、二枪声。迎着楼顶巨大的冉冉朝阳，我的泪水汹涌而出。
之后几日，朋友们日日相聚，悲愤、恐惧，我们都觉得因该做点什么，但束手无策。有人提议应该收集死者的名单，的确这是最应该做的事，但也是掉脑袋的事。杀戮之后，是满城抓捕的恐怖。后来，我才清楚，这种膨胀的恐怖是有意制造的，它使人更为怯懦更为渺小，它替换空气，堵住灵魂的每个出口。这场惨案，杀戮肉体，也窒息了灵魂。记住吧，那是生命死难的日子，也是中国精神死亡的日子。我们被恐惧所征服，那件事情只是说说，说与做之间距离遥远，犹如此岸和彼岸。死者已然死去，于是我们仓皇出逃。离开中国的前夜，我去了天安门广场，以作告别和纪念。
我是在一些年后，才知道丁字霖夫妇的事情，知道她们那个小小的群体。她们的苦难、勇气、意志让我愧疚，也让我敬佩。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幸，文明是由鲜血铺就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保有记忆，是否能够将苦难转为文明的经验，上升为精神之光？仅仅经历是动物，而人的意义在于后者。感谢丁子霖，感谢天安门母亲群体，她们在“六四”的血泊中站立，在血泊中祭奠，由于她们，死者而有尊严，地上的血经临她们而升到高处，闪出照耀的光：道义、勇气、尊严、爱。
为了说明，我将她们几段的话引在这里：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著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
“六四”将是中国永久纪念与祭奠的日子，它是中国的国殇日，也必是中国的复生之日。当然，它的意义尚未完整呈现，但时间已刻下铭文。它宣告一种制度的死亡，另一种意义的复生。中国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长久的仇恨和暴行之后，中国将从这场鲜血迈向爱、尊严和自由，这些母亲们就是预示和明证。天安门母亲的意义是久远的，鲜血、殉难、道义，最终归于爱；而爱需要勇气、承当和牺牲。记住吧，中国这一次复生，是由爱，是由天下的母亲们所开始的。
为了祝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创立，我将两篇有关天门母亲的旧作放在该网站，以为纪念。
2008年5月18日 于伊萨卡
附1
伟大的母亲
一平
一
“不是年青的纪念年老的倒是年老的纪念年青的……”。
每逢这段日子，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使我悲哀，使我不安，似乎有所歉意在那沉郁的哀痛之後。日子一天天地逝去，一年年地逝去，我竟不知如何面对那些死者，纪念那殷殷的血迹。虽然，我也总是掉过头去，让身後的时光遮去记忆和血痕，似乎我由此可以轻松，不见那些不散的魂灵。但时间的流驶却周而复始，即使我掉过头，却也必又重逢。
记得我离开中国之前，特意去了广场，仿佛有一番心意要诉说，要留在那里，寄予他们。四周已经寂静，深夜铁兰的天空高远而冷峻。那些星，像不瞑之目，追责、发问；也像字迹，硬朗，永铭。而那些灵魂在夜空中游荡，阴郁、凝重，对应地上不见的血痕。它们未有归宿，不会安息。是的，这个世间可以被污七八糟地遮掩，涂改，甚至被霸占，但是在其之後是一个永恒的、由无数的生命祭奠的世界，那里必呈现生命的真理和血色。於是我明白，这广场实是中国民族的祭坛，那矗立的碑石连接着天地之间的鲜血和星光。那夜死去的生灵，即是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奉献的牺牲。人的历史一向是以人的生命和血来祭祀的，耶稣也只是一个事例。“神”对人索要的这一残酷而残忍的代价，只是证明人的“道”的神圣性，人存在的道义和法则乃高於人的生命。为此我不能不尊重那些已作为牺牲的死者，尊重他们飘行不息，以至义愤，怨斥的魂灵。 他们的血流了，但是却没有对他们的祭奠——当然是不许，这是中国的悲哀。仿佛他们的血白白地流失，干竭、消逝……
二
几年前，我在国外一家中文杂志上读到她的名字——丁子霖，知道她的事情，同时也读到她那封著名的信。阅後，我沉默了许久。那位十七岁丰华正茂的青年，带着他的天真和许多梦想，骤然倒於血泊，不知道那枪弹射在何处，也不知他死前的悲哀和思念。如此年青的生命，一颗刚刚闪烁光泽的果实，竟然倒下了，也许还没触摸过爱情，还不知道世事的艰险、权力的黑暗。他不会知道，理想的光照耀着他。这生命的死已是悲哀，但更多的悲哀则留给了他尚在世的母亲。世上大约没有比母丧子更大的悲哀。一个中国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和意义。十七岁的儿子，正是把母亲一生的奠基变为骄傲和信心的时候，但是……。她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怎么经过那最初的几个日日夜夜？我想到柯勒惠支的那幅著名的版画《母亲》，我也想到鲁迅纪念柔石的那篇文章，是的，又一位母亲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位母亲，而那一夜，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母亲、妻子、家庭？自然，那些屠杀者永远不会去想那些母亲的悲哀，他们在人性以外。
那一夜，中国人实是很英勇的。记得那个夜晚，西单剧场前，一个杠着红旗冲在前面的学生，他头上扎白布带，一次次地冲向军警，开枪的时候我仍然看到那杆红旗在前面舞动。我不知道他最後倒下没有。枪声中，有人在不远处倒下，於是便有一些人去救护，又有人倒下，又有人去救护……。枪弹、火光、坦克履带的轰鸣……主道冲开了，人群围堵在侧面的路口，以至後面呼喊，高唱国际歌，那歌声和火光一起悲壮地升腾，那一夜不仅是残暴和恐惧，它也有高尚和尊严。
如果说六月四日，中国的权力是残暴的，那么其後他们就是卑鄙与卑下了。他们杀戮无辜者，然後施以“暴徒”的恶名。他们欲以说明他们杀得有理，和被杀的可恶。这是古来屠杀者的逻辑。不仅如此，他们甚而开动国家机器胁迫人们拥护他们的“平暴”——也就是拥护他们的屠杀和暴虐。这无非是往每个人身上涂染血迹。杀了人，还要逼迫民众向死难的尸体上弃吐痰液，这是怎样的权力者和屠杀者？这是十七世纪清兵入关以来，中国民族所遭受的再一次精神的侮辱和践踏。他们是如此地习惯於强制与暴力，不仅强暴於人们的生活、行为，也强暴於人们的精神、道德和思想。一个民族的意志、勇气、精神、良知就是在这近半个世纪持续不断地强制与暴力中被摧毁的。他们暴虐、侮辱、践踏、毁坏自己的民族是如此坦然、自得、习以为常。
如同以往，这个权力依然是得逞了。那么多的名人、学者、教授、作家、以至“民运领袖”……，纷纷出来表示拥护、支持、省悟、甚至作证……。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单位公开表示拥护、认错，或口头、或书面。虽然是被迫，虽然是违心，但终是屈辱，是抹於死者血迹上的污痕。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谅解，但其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的基本姿态，则即可悲了。它起码证明一个民族良知的被摧毁（当然这是中国权力近半个世纪暴虐的结果）。知识分子由祭司演衍而来，而本质是民族文明与命运的祭祀者，这就是它的良知功能。但是当无辜者献上的生命和鲜血，却没有祭奠，而且……我为死者感到一种被出卖的羞辱。就算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无能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抗议，但还可以表示自己的沉默。我们怎么会怯懦到那种地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强大。中国权力的威慑恐吓，对於中国人已入骨髓。这是中国权力对中国民族的根本毁害。
三
我没有想到在这场民族鲜血中，最後来承负祭奠之责的是位女子，一个献出自己儿子的母亲。
当中国的学生、市民英勇地流了鲜血，中国的大多人却掉头推卸、屈从的时候，她却挺身而出维护死者的血迹。她不是作一个知识者，而作为一个母亲而站出来。她仅仅是一位母亲，而她的对面则是这个世界最庞大、蛮横的权力，它不仅掌有军队、警察、监狱，也控制十数亿人的舆论和观念。她的勇气和那位阻拦坦克车队的穿白衬衣青年是同一的。儿子的死，已使她无所畏惧，无论是敌视、恐吓，甚或监禁的威胁，都使她义无反顾。她已献出了儿子，无惜再献出自己。简单的母爱告诉她，儿子是无辜的，他的死需要昭雪。但是当中国已无公义，人们纷纷背叛死者，屠杀者又对之施以恶名的时候，她的爱与愤升腾了，她孤身起来抗议屠杀，维护儿子的血迹、荣誉和尊严，维护儿子所献身的理想。没有比这更伟大的母爱。她的爱和血迹一起扩展，她在黑暗和恐怖中，进出一个个死者家庭，找出那一个个被弃置与覆盖的名字，珍重地交与历史和未来。她与死者同在，与死者的血迹、尊严同在。给死者以清白，给善恶以公正，给中国以道义，她为倒下的儿子而要求。她或许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走上了民族的祭坛，为中国的这场鲜血而祭奠。我们并不希望流血，但是它已经流了，就应该有所价值和意义，而不白白地消失。他们是为了中国的未来、希望，为了一个道义、公正、人性、民主的中国而死。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这一理想的牺牲。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永远记住他们，还他们荣誉与尊严。使她们的理想成为中国民族共同的生存原则，它高於个人，也高於现实的利益，丁女士说：“今天我活着，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尊严，这是以我的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呼吸，我的声音，我的整个存在，都是我儿子生命的延续。”这就是牺牲与祭奠的意义。每一个死者都是中国的儿女，他们的血理所当然地应该流回民族的躯体，给她以希望、勇气、信念和意志。中国当代历史的悲惨命运，应由他们的死而改变。是的，“一个能记取血的历史教训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创造未来的民族”。但是，反之，在历史上的鲜血中，一个民族只是更怯懦、世故，远离理想和道义，那么它就没有未来，它的未来只是沉陷和完结。
四
丁女士在一封信中说：“我不能要求刽子手忏悔，但作为一名死者的家属，我有权利要求学生领袖们反省。”她有这个权利，学生领袖们面对这个母亲应该有所反省，这是“记取血的历史教训”的一部分（至於屠杀者，那是另外的事，那是罪行，是需要审判的）。政治应该接受理性，在任何状态下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都不应受个人情绪所控制，尤其不该将政治个人化，政治行为关涉国家、社会、民众的命运和生计，其对此应有高度的责任感。政治家没有权利要求、鼓动，让民众去殉难，无论是出於什么信仰和主义，这违背人道原则。
我请丁女士原谅，在这里我还要借用同一封信中的另几句话“我是一个大学教师，不懂什么政治，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大概这就是她说的曾经的“愚昧和沉睡”。应该反省的不仅是学生和学生领袖，更应该是我们——四十岁至六十之间的这两代人。本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责任主要应是由我们所承负的。但由於我们“不懂”“也说不出来”，年青的学生便自觉地来承担民族的命运了，虽然他们还并不具有这种能力和经验。
中国的社会比不得西方，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更多地负有民族命运的责任，关心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来传统。当代，中国权力对知识分子的迫和摧残，本质上就是剥夺他们的社会、政治与思想的权利，消灭对其构成互解威胁的力量和因素，以维护它的极权性。“不懂”“也说不出来”（实际上是推卸）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悲的现实状况，其社会与政治权利由被迫的被剥夺，已衍为自愿放弃。知识分子除了做附属的权力技能工具，它的独立、尊严、思想及它的正常的社会功能均已被消灭。其结果就是一个民族良知的丧失，文明秩序的丧失。而作为知识分子个人也就形成了他们的没有社会权利、位置，没有独立精神，没有尊严的屈辱人格。由“先天下之忧而忧”到“不懂”“说不出”，是一个可悲的人格与权利的丧失过程。
自然，我们可以放弃，有一千种理由，但由此我们也把混乱和不幸留给了後人。那本来是我的责任，却由下一代所承担。我们给予儿女以生命，使他们来到世上，但是我们却不能给他们一个公正、人性的社会，使他们有希望、有前途、有信心，健康、合理生活成长，这已是悲哀，但是如果我们进而也放弃这种意愿和努力，那就是失职了。生命就是这样简单，它不因为我们的逝去而逝去，我们的一切或幸运或灾难，或文明或野蛮，却会转予後人。由此，我们没有理由更多地责难学生。既然我们不能给社会以公正、道义，且已放弃，那他们就去做了。他们流的血实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由学生的血也反省自身，这也是“吸取历史血的教训”的一部分。
丁女士是由儿子的死则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也就是由放弃而走向承负了——伟大的承负。她实在是一个榜样。事实很清楚，极权社会就是剥夺每个个人，使个人隶属为权力的仆隶和工具。我们接受这个权力，就是接受它对我们的剥夺和控制，我们只有在“愚昧”和“沉睡”中才能忘记我们的屈辱和痛苦，忘记我们作人的权利、尊严和自由，麻痹我们对这的恐惧和愤恨。这场血应该是一个转变，它应使我们看清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的屈辱道路，看清我们的现实处境，看清强权下我们人格的欠缺、扭曲及精神的丧失，尤其是看到我们对中国社会所承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在这种承负中，我们才能拯救、改变自己，才能复兴这个民族的良知与文明。由此，那些死者才得以告慰，他们的血才能在民族的身全中重新新鲜地流淌。
五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报导，刘念春、周国强、高峰为抗议中国权力迫害异议人士在狱中绝食。刘念春先生八十一岁的母亲，“因对刘念春所受的残酷迫害感到悲愤”，“在北京家中陪儿子绝食”，“她誓言绝食至这种‘违法行为’被制止为止”。这是近十天前的报导。现在我不知道刘念春诸人的消息，也不知道那位老母亲的消息，不知他们的生死凶吉……。这是又一位母亲据我所知她把自己的两位儿子都已献於中国的民主事业：刘青、刘念春。五十年代以来，这一个家庭百经磨难。几十年的岁月，一个女人，母亲，已经流尽了她的泪水、血汗、情感，承负了一切她所能承负及不能承负的不幸和灾难。现在，这位年逾八十岁的母亲，为了维护儿子作为一个“犯人”所应有的起码权利，为了中共能对“犯人”有点滴公道，又拿出了她最後的生命。每一个善意的人，每一个有所良心的人，都会为之感动。我们怎么救护这位母亲？回报这位母亲……？
我不希望中国再有这样的事：由母亲的身边掠走她们的儿女，无辜地投入监牢，或杀戮街头；不许怜恤死者，让母亲孤单地奔走呼告，且受敌意、恐吓，警察与监禁的威胁；没有公正、人道法律，母亲为了微小的公道，而交出生命……。生育、抚养、操劳，生活的艰辛已够沉重，不该再让母亲们承受她们所不该不能承受的那人为的灾祸和不幸。一个民族应该保护母亲，而不是由母亲来救护民族——这是它的耻辱。
为此，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公正、道义，有人的自由、尊严，有法律保障的民主的文明的中国。这是那些洒下的血和母亲们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 (一九九七年六月於旧金山)
附2
中国母亲—— 为 “天安门母亲” 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有感
一平
“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但是，我们终於站立起来了--在我们儿女倒下的地方。
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著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倒在了寻求正义的路途上。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这是丁子霖、张先玲等111位母亲在《天安门母亲宣言》中的两段话。这里我们看到她们的痛苦悲绝；看到中国的专横、残酷和冷漠；但也更看到她们殉难的勇气、责任与信念。她们是献出自己孩子的母亲；她们是在孩子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母亲；她们是以自己的爱反抗暴力、杀戮、冷漠与残酷的母亲；她们是不惜牺牲维护生命、道义、死者尊严的母亲；她们是在民族躺倒之后，看守鲜血，承付责任，使之上升为民族道德、良心与精神的母亲。而这一切只是由于她们是普通的母亲，有着普通母亲对孩子的爱和责任。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蒙受的苦难，无卷以书。并不奇怪，人类的历史从来伴陪鲜血和苦难，人的文明就是由苦难和鲜血所奠基的。正是由于苦难与鲜血，人才需要文明，需要以爱、道义、公正对抗残暴、杀戮和野蛮。文明的本质就是对生命的维护。仅仅是苦难并不够，重要的是要由苦难与鲜血中建立起文明的法则和精神。如此，人才不是偶然抛到世上，可以被任意杀戮践踏的对象，而有人的尊严、权利和意义；如此，人才能走出苦难，有人的生活和希望。可惜中国半个世纪的鲜血和苦难，并没有使我们学会这一点。苦难和鲜血之后，中国继续的是腐败，也就是中国在准备着新的灾难和鲜血。
“六四”的鲜血是残酷的，也是明亮的。它流于对中国的极权制度的抗议，抗议他们的专横残暴，抗议几十年来他们给中国带来的无数灾难死亡；也流于对中国未来自由与人道的理想。如果中国尚有未来，那么未来自由人道的中国一定是奠基在此鲜血之上。"六四"的死难者，是中国理想与未来的牺牲。遗憾的是他们的死亡和牺牲并没有的到应有的尊重。中国的权力不仅禁止对鲜血的祭奠，而且对死难施以暴徒的恶名，甚而迫害他们的家属，剥夺他们的怀思与悲哀。没有对死亡的敬重，没有道义，没有名誉的伸张，那么中国也必弃于死亡的阴影，萎琐而不能站立。由此，八九后中国走向不可收拾的腐败。弱肉强食，惟利是图，一个国家、社会、民族丧失其起码的规范和道德，中国准备着新的血腥和暴乱。这是对蔑视死亡的必定天罚。
就是在这样的不幸、冷酷和野蛮中，这些母亲们站起来，承付中国的苦难和责任。她们是普通的母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亲人走上街头，她们有着普通母亲的心。但是，事情发生了，不仅是死亡，而且不许祭奠和悲哀，且要对鲜血和死难施行侮辱和蔑视。权力吓坏了人们。因为没有人寻找，她们出来寻找；因为没有人记录，她们来记录；因为没有人维护，她们出来维护。在一个民族有了这样的鲜血、死亡，却没有人祭奠的时候，她们出来祭奠。而她们是处在庞大权力的威吓、监视、骚扰、不断地拘捕审讯，和社会普遍的恐惧、冷漠、歧视中。她们是普通的母亲，这些本不该由她们所承担，而且她们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但是，她们承担了。丁子霖女士说：“我并不想给已经过於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晴，闭上嘴巴，我却不能！"她们将自己的苦难作为所有母亲的苦难，所有生命的苦难，整个中国民族的苦难，她们在恐怖与腐败的中国承担道义与良心的责任。她们已经献出了孩子，无惜再交出自己。而她们的这一切都是出自对母亲对生命的爱和维护。死亡和爱给她们以勇气。她们说：“我常想，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仅仅是一次。生命是神圣的，死也是神圣的。如果人们都能这样来对待生与死，也许人世间会减少一些祸患与杀戮。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许有很多追求、很多幻想；但是，我想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它能使人的生命免遭任意的剥夺。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记录死亡，那麽，我想这就是我的回答。”
由于她们对生命的爱，对死者的责任，对道义的要求，她们成为中国权力的妨碍，由而她们也就成为社会的另类，长久的处于被冷落、歧视的境况中。这就是她们所说：“ 我们曾经在地狱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经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我们也曾经被恐惧与绝望所压倒，曾经被流言与冷漠所吞噬。”她们是悲惨的，弱小的，曾长久地处于孤零无助中。她们身后没有权力、没有财团、没有媒体，她们仅仅是丧失孩子的母亲；而她们所面对的是世界最庞大的专制权力。如果我们想到，即使是今天中国也还有许多受难的母亲、家庭因怯于中国权力的迫害和社会的冷落歧视而在沉默中，就可以明白她们所经临的困境、压力和痛苦。她们在极权的中国所能做的是微小的，也是具体而实在的。她们主要在监视、孤零和歧视中进出一个个家庭，收集死者的姓名、证词、资料，十数年而不息。事情是微小的，但也是艰难、痛苦、富有风险的。设身处地，其非有殉道的勇气和精神不能承付坚持。"我作为一个死难者的母亲，无法忘记躺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儿子。我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本来是属於他们的，而现在他们已经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还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什么，是怎样消失的？"事物的价值不取决于它的体积和声名，而在于其质地。人类的历史中，微小的常常体现文明的本质。在人类磅礴历史中，耶苏个人的死事实上只是一件小事，但是由他的死所体现的精神却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文明的秘密就是它起于人的微小。
“见证屠杀，寻求正义”。这即是这些普通母亲们在没有正义，禁止见证的中国所做的。她们用儿女的血和她们的泪水及爱，教育我们学习对死亡的尊重。" 这十年来，我在死者的尸体堆里爬行，在死难亲属的泪海中沉浮。那令我窒息、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终於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死亡。”“如果我们的同胞在过去的岁月里能直面那一次接着一次的死亡，也许就可以避免这最近一次的死亡。”“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只有懂得死亡，才会珍爱生命；只有穿越死亡的恐怖，才能有生的光明和快乐；只有确立维护人、生命的原则、道义，人的存在才有保障和意义。由死亡而有生，由生而有对生命的维护，由维护生命而建立人的道德与道义，而这些都植于人对生命的爱。半个世纪以来，一次接一次的灾难，中国八千万人无辜死亡，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学会尊重死亡，由死亡得到生的道义。否则中国不会是今天。但这一次，这些中国普通的母亲没有被吓倒，她们走出恐吓禁止，祭奠民族的死亡。她们以失去孩子的心呼吁我们对生命的维护和尊重。“作为母亲，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对所有孩子的爱，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母亲的天性。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做不了什麽，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这不是某一个母亲的声音，而是所有母亲的爱。“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世界有种种主义和真理，但根本所在是我们应该归至文明的源头，即对生命的爱和维护。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苦难所给予我们的教育。
这些普通的母亲，她们在中国残暴的政治中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们依然在悲哀中，这悲哀将陪同她们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但也是由此她们把自己的苦难、爱上升为中国民族，以及所有生命的苦难和爱。这是她们的伟大之处。苦难的意义是爱的上升。“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这是母亲的声音，是苦难、鲜血、泪水、死亡所孕育的声音。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一直被灌输“斗争的哲学”，而“斗争”其发生基础是恐惧和敌视，其行为呈现则是暴力和摧残。由此中国中断了“仁” 的传统。难怪我们的灾难不断、迫害不断，八千万生命无辜死亡，并遗祸中国现在的险恶和残酷。这一历史需要结束，中国需要重新归复文明。而文明的基点就是 “仁”与“爱”。爱是生命的最高肯定。由此，中国的命运才能有根本的转变，中国各民族的生命生活才有保障、价值、意义、希望和前途。
十三年前，这些母亲只还是一、两人，现在她们已经是有111人的群体。她们始终不逾地为“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奋争。爱和维护生命是她们信念的核心。她们走到这里不是由于智慧知识，不是由于潮流和时尚，是由于苦难和死亡，苦难和死亡把她们置于生命爱的源头。
在中国的半个世纪的苦难与鲜血中，在中国发生重要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天安门母亲”为中国历史和文明做了至关重要的事情。维护鲜血，维护死难，维护生命，维护人的尊严：“见证屠杀，寻求正义”；以微弱对抗强大，以正义对抗恐怖，以殉难和“爱”对抗残暴、杀戮、冷莫和极权。她们维护六四鲜血的尊严，使之上升为道义、良知的信念和爱的精神。而这十几年，中国的极权和社会急剧地走向双重的贪婪、腐败，“六四”的死难鲜血不仅被掩盖遗忘，而且被抛弃。如果不是她们，这些死难和鲜血即已消失。文明的发生并不是浩大的运动和显赫的语符，它是微小的、具体的、受难的，如果我们在光怪纷杂的现代竞争和贪婪中看不到这点，说明我们已在文明之外。珍重“六四”的鲜血和死难，珍重这些母亲们，珍重她们的苦难、牺牲，珍重她们的勇气、意志和精神，看到她们对于文明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国民族的责任，是每一个良知者的责任。
应该看到，她们现在在中国依然是另类，依然孤零，依然微弱、贫穷，在极权的压迫和社会的歧视冷漠中。“今天，我们身上依然布满着累累伤痕，我们的步履依然是那样的艰难；而且，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已有好几位勇敢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她们是受难的母亲。她们应该得到文明力量的支持，因为她们是在文明受难的源头。而文明也只有不断回溯源头才能汲取丰润的生命。
文明的相互力量维系文明的延续和生长，由此人类才能有野蛮、杀戮、残忍的另一端。 “我们明白，我们从这个世界、从这些人们那里所得到的一切，皆源於人类的道义、良知和爱；而如果没有这种道义和良知的支援，没有这种爱所给予的温暖和力量，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最终也不会有正义的伸张。” “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这些孤立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我们走上寻求正义之路；也正是这种爱，使我们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信，并促使我们加入到世界上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行列。”“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记住他们，是同记住那些曾经加害於我们的人同样重要的。”
2001年12月20-25日 于伊萨卡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