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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意义——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张祖桦
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蒋培坤 十九年前，在枪林弹雨的扫射和坦克车履带的碾压下，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在北京城里，倒在长安街上，倒在天安门广场，为中国的自由民主献出了自己最可宝贵的生命。 此后，红色恐怖遍及全国，保守势力乘机反攻倒算，自由民主力量受到整肃，政治革新的进程遭致逆转，黑云压城城欲摧，万马齐喑究可哀。 当是时，一群伟大的中国母亲毅然决然地从血泊和泪水中站了起来，以大无畏的勇气公开谴责中共统治集团动用军队和武器对和平抗议的民众进行血醒镇压，驳斥李鹏等人发布的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要求将“六四”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与正义。这就是日后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受难者群体，而她们坚持不懈进行的抗争则被命名为“天安门母亲运动”。 十多年来，“天安门母亲”这个由失去亲人的母亲及父亲、妻儿所组成的群体，尽管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却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她们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冒着失去人身自由的安全风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含辛茹苦，相携相助，带着深重的镣铐艰难地迈向通往自由与正义的目的地。在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不断有人倒下，永远地离开人世；但是，不时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运动中，薪火相传，接力长跑。 从1991年丁子霖老师和张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到2008年127位难属毅然站出来向中共当局提出抗议；从1993年丁老师只身一人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出证词，到2004年记载着六位难属证词的光盘出现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从1995年难属们向中共当局公开提出合理合法的三项诉求，到每年两会皆有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至今已经坚持了13个年头。1999年时逢“六四”十周年，108名难属群体开始走上法律维权的道路，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李鹏，引发了海外起诉实施人权迫害的中共高官的浪潮。 我从丁老师亲笔题字赠送给我的《寻访六四受难者 1989—2005》一书中读到，截止2005年3月，“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就已达到186名，其中最年轻的死者只有九岁，年纪最大者是五十六岁。另有20人无姓名或有姓无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为亲属不愿公布死者姓名；二为暂时尚未找到死者亲属的下落）。如果没有“天安门母亲”的不懈努力，他们的死亡很可能就会完全被遗忘。 十九年过去，如今“六四”死难志士的遗孤都已长大成人，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在读研究生，有的已经工作。面对着歌舞升平、物欲横流的浮华世界，许多人早已忘记当年的理想与追求，犬儒主义也已成为当下流行的生活时尚。有人会发问，天安门母亲的坚持与守望还有意义吗？这一柏拉图式的发问确实值得人们重新思索！ 我愿意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天安门母亲运动”不仅在今天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今后的中国民主化、公民维权运动和实现转型正义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 一、“天安门母亲运动”接续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传统。我在《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一书中提出，近半个世纪中国民主运动主要有五波浪潮：第一波是1957年的右派集体政治表达事件（史称“反右运动”）；第二波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第三波是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民主竞选运动；第四波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第五波是1998年持续至今的“民主党”组党冲击党禁事件。一波接着一波，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前赴后继，可歌可泣，从而构成了中国自身的民主运动传统。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源于第四波民主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和对自由民主的制度企盼。正如丁子霖老师在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文章所言：“中国的出路只能有一条，这就是逐步形成和壮大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多元化民间力量，争取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以结束专制强权政治，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实现社会普遍的平等和正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社会的和解，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是八九民众抗议运动的基本诉求，也是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诉求。”天安门母亲在今年发布的公开信中申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从专制政治向宪政民主转型的重要时刻，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在这个政制转型的过程中，‘六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妥善地解决‘六四’问题，标志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的确，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六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象“二二八事件”之于台湾的民主化和“光州事件”之于韩国的民主化。中共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故而偷偷摸摸地将原先定性的动暴乱改成“事件”、“风波”，并尽力淡化或回避“六四”，企图靠时间的推移让人们忘记“六四”，使事件的真相湮没在时间的浩瀚海洋里。但这种不敢正视历史真相和自欺欺人的伎俩是不可能得逞的。在天安门母亲的身后是“天安门一代”（“八九”时的大学生、研究生）的接续和“天安门之子”一代（“八九”时的中学生）的传承。我认识他们中的许多精英分子，现在分布在各方各面、各行各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承接天安门母亲未竟的事业，将中国的民主化进行到底。我坚信在他们手中，中国一定能够建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二、“天安门母亲运动”累积了非暴力抗争的精神资源。为了在中国终结“以暴易暴”的历史，我们需要学习和引进亨利·大卫·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列夫·托尔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以及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季、占恩·夏普（从《独裁到民主》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总结出198种“非暴力抗争”方法）等人的非暴力和平抗争的路线。 甘地对非暴力主义贡献甚巨，他曾说：“一边是真理和非暴力，一边是谬误和暴力，在这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也许不可能做到在思想言词和行为中完全非暴力，但我们必需始终把非暴力作为我们的目标稳步地向它接近。不管是一个人的自由还是一个民族或整个世界的自由，都必需通过这个人、这个民族或这个世界的非暴力来达到。”马丁·路德·金继承了甘地的思想，他写道：“从事非暴力抵抗的人，可以以下面简明的词句，概括他们的要旨：我们将采取直接行动，来反对非正义，而不等待旁的机构采取行动。我们将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将不屈服于非正义的实践。我们将和平、公开、喜乐地这样做，因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服。我们采纳非暴力的手段，因我们的目标乃在于自身和平的社会。我们将试图以我们的话语进行说服，然而若我们的话语没有效果，我们也将试图以我们的行动进行说服。我们将永远情愿对话，寻求公平的妥协，然而我们也准备着在必要时受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我们所见到的真理的见证。” 这些东西方先贤们的思想与实践固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国自身的非暴力和平抗争的政治文化。在这方面，“天安门母亲运动”堪称光辉典范。多年来，她们一直以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意志顽强地践行着非暴力和平抗争的原则，以宽广的胸怀和极大的善意寻求化解仇恨的根本之道。天安门母亲在公开信中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这个理智的选择。” 近些年来，“天安门母亲”每年都获得提名候选诺贝尔和平奖。众所周知，瑞典发明家诺贝尔于1895年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产的一部分（3122万瑞典克朗）用于设立基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奖励为民族间的和睦亲善、废止或裁减常备军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与进行非暴力和平抗争捍卫人权有关的获奖者有麦克布赖德（1974年）、萨哈罗夫（1975年）、大赦国际（1977年）、埃尔基维尔（1980年）、瓦文萨（1983年）、图图（1984年）、韦塞尔（1986年）、达赖喇嘛（1989年）、昆山素季（1991年）、门楚（1992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1993年）、阿卜迪（2003年）等人，她（他）们的当选都是实至名归，确实对人类和平与和睦亲善作出了杰出贡献。比照这些获奖者的作为，我认为“天安门母亲”毫不逊色，她们在面对深重苦难时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高贵品质和多年来对和平非暴力原则的坚守感动着13亿中国人民，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多见。我愿意再次为“天安门母亲”获选诺贝尔和平奖进行呼吁。 三、“天安门母亲运动”对于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具有正面意义。“转型正义”是所有从威权统治转型至宪政民主政体所共同面临的政治与道德难题。有些国家采取起诉、惩罚加害者（甚至包括威权政府的统治者及其同僚)的严厉方式；有些国家选择集体遗忘这段历史；有些国家则采取类似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危地马拉的“历史澄清委员会”的中间路线：只揭露真相、却赦免加害者；还有一些国家则实行先清算（伸张正义、平反昭雪、给予补偿）后和解的路线。 天安门母亲运动则创造了中国自身独特的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的范式，她们选择以伸张正义为最高诉求，以真相破解谎言，以宽容代替仇恨，以和解消弥暴力，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正如刘晓波先生在《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读六四难属“寻访实录”》的长文中所言：“在我看来，在大屠杀之后的中国，这个主要由母亲们组成的难属群体，堪称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征：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他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相反，他们所做的一切和始终坚持的要求，皆合法合理合情。这种高贵之爱、这种清明之理性，这种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勇气，实为践行社会良知的楷模，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最可宝贵的道义资源，是中国转型得以和平有序进行的健康力量之一。” “天安门母亲”的崇高道义形象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她记载着中国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漫长历程中经受的苦难和作出的牺牲，见证着共产专制极权制度的罪恶历史，保存着向往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永久地激励着中国民间的良知力量坚贞不屈、自强不息、奋进不止！ 我非常喜爱歌手许巍的《蓝莲花》，并以此敬献给“天安门母亲网站”！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音乐视频：htt://v.youku.com/v_show/id_XMTMyMTY4Njg=.html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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