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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相守的灵堂


尤维洁 吴丽虹



 

我和吴丽虹看望了肖宗友夫妇后,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住在成都郊区新津县五津镇上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夫妇。

吴国锋,男,系中国人民大学86级工业经济系学生,198963日夜,携照相机骑自行车离校,遇难时后脑中弹,倒地后,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长的刀口,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当时由一位老人送邮电医院,吴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

从成都市区开车到新津县路程的确不算太近,自己开车去到新津五津镇还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吴定富家,这是吴家90年代末原住房拆迁后,重新购置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家中陈设简约,但被女主人收拾得非常干净 。

一进门,见墙上挂着他们的儿子吴国锋的照片,这一个小小的灵堂是父母与儿子心灵沟通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一直陪伴着他们夫妇俩。

 

吴定富今年70岁,是新津县一个混凝土厂的退休工人。老伴宋秀玲67岁,无正式工作,曾在自家门口开一个小店,原住房拆迁后,小店也就不存在了。夫妇俩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家住武汉,女儿的孩子已经有了个4岁的女儿,也就是他们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下面是两个儿子,吴国锋是老二,最小的儿子叫吴国宾。吴国宾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于20017月去世,妻子改嫁,与他们没有来往,留下一个女儿,目前和他们夫妇俩共同生活,现在读中学。

我们这次来,是受北京的难属的委托,到这儿来看望你们。现在,我们面对面的,你们就谈谈当年吴国锋的情况吧。

我知道吴国锋是人大经济系的,当年,他多大?是大几的学生?

他是工业经济系的,他当年21岁,应该是差一个月满21岁,他是73号出生的,是大三的学生。吴定富说道。

我也看了丁老师在《六四访谈录》中写的有关吴国锋的情况,他是被子弹打在头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死的,是吧。

是的,子弹打在他的头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

 

当时,看了以后我很气愤,觉得用子弹打完了还要用刺刀捅,这是什么样的狠心才能够下得去手。当年,我在北京的同仁医院,我的丈夫死在那里。送信的人也曾经告诉我,有一个煤炭部的人也是被刺刀捅到后心而死,他送到医院时还活着,他只说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就死了。这个人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我最不能容忍是用刺刀去捅人,太残忍了!所以,对吴国锋的事情,我一直很难受,今天,我们到这儿来,面对面,你们谈谈吴国锋当年参加六四的情况以及你们知道后是怎么做的。

19894月,吴国锋给我们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谈到胡耀邦去世,同学们如何悼念胡耀邦,他也参加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写过一些悼念胡耀邦的诗词,信中写了很多有关学运的情况。我接到他的信后,站在家长的角度回信给他,让他不要参加这样的政治运动,不要太相信共产党。你对共产党根本不了解,我生活了几十年,看到共产党对不同意见的人整起来所采取的手段极其残酷。参加了有可能会遭到更大的打击,甚至灭亡。

您写这封信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心。

出于爱心,我的儿子考入人大,对于我们小小的新津县来说,是四十年来第一个。

他一定学习很努力吧?也很聪明。

 

他不努力,很聪明。学习起来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他看过一段就知道了。

那时候,我就和他讲,最好不要参与这件事,倒数多年,政治运动很多人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阴影,我们对政治运动越来越没有兴趣。

你们在文化大革命受到过冲击?

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小时候我也参加儿童团斗过地主,从五十年代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他妈妈的舅舅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教授,是一个民盟党员,反右时定为右派,虽然定得不重,两三年后就放出来了,那他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因此,我们心中留有阴影,害怕自己的孩子不知轻重,会出事。

信寄走后,吴国锋未回信,他们夫妇俩心里明白,自己的儿子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只能在家里关注着北京学运的事态发展,心悬着儿子

当年,北京的各大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在那种大环境下,他身在其中不可能不参与。

不可能不参与,他妈妈说年轻人你不让他参与怎么可能?你也管不了他,让他去锻炼锻炼也行。

出事时学校通知的?

不是学校通知的,是学校的经委部长通过经济委的专线通知省经委、省经委通知县经委、县经委通知到我们镇政府,镇政府再通知到我们。

隔了一天,我们买了票到北京去。学校安排一位张姓党支部副书记和一些同学来接的我们,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里。当天到的比较晚,学校没有找我们谈,安排我们休息。第二天,学校才和我们谈吴国锋的事情。学校和我们谈吴国锋出事的情况。头天晚上,班主任与系主任,系党支部副书记到学生寝室内和同学们说:你们不要出去,部队已经开枪要镇压了,哪怕你们在宿舍里学着打麻将都可以。班主任他们刚离开,吴国锋就背着照相机推着一辆自行车离开学校了,说是要到现场亲自去看看。有一个叫李学东的同学,父母是科学院的,我们在学校时他一直陪着我们,他和我们说了很多有关吴国锋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吴国锋从学潮开始就参加游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5天,拍了很多照片,照片被没收了。

 

学校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当时,我就和学校提了两点:一个是我自己出钱,想把孩子的遗体运回四川,因为,家里还有吴国锋的姨、奶奶、娘娘等没有见到他,想让他们见他最后一面。学校答复不行,中央有命令,所有死者必须就地火化。第二个要求是:要为吴国锋全身清洗干净,他是干净来要干净走,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未结婚的人去世,他就是孝子献身,要穿白衣、白裤、戴白帽。学校答应了这一点要求。

 

在邮电医院,看到儿子浑身是血,凝固的血浆裹住了整个头部,身上也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眼睛睁着,仿佛在用他不闭的目光,发出他生命的最后抗议!夫妇俩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医院用酒精将吴国锋的遗体擦洗干净,按照吴定富的要求,给吴国锋换上白衣、白裤、白帽,在医院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送到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学校本不想让吴定富夫妇去八宝山火葬场,怕他们难过,但是,吴定富夫妇俩坚持要去:要亲自送自己的儿子最后一程;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火化;要亲手将自己的儿子的骨灰带回。火化后,下午拿到骨灰,在北京逗留了一天,返回四川。.

我们在学校停留时,有几个同学一直陪着我们,和我们讲学潮的情况,讲吴国锋是学校学生会筹委会成员之一,说吴国锋在参加完绝食以后,让他去检查身体,他不去,照样回去上课。

筹委会是指学运期间吗?

是悼念胡耀邦成立的学生会筹委会,别的学校是成立高自联,他们是成立筹委会。

吴国锋在绝食5天后,那时候,学校里基本上开始解散了,他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准备骑自行车回家,沿途看看,让我们寄二百元钱就可以了。我是531号接到的电报,我们随即寄去二百元钱,但是,到了北京才知道这笔钱他没有收到,直到我们要离开北京时,这笔钱才到学校。钱寄走了,当时,所有的通信全部隔断,我们也没有办法和他联系。

他打死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出事地点应该在西单附近,那个地方离邮电医院最近。1997年还是1998年,我见过丁老师一次,丁老师到成都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打车到李家渡那个地方见的面。还见过人大谢韬副校长,他是成都人,丁老师让谢副校长给我带了一份资料来,现在已经去世了。这就是吴国锋出事的前前后后。

吴国锋推着自行车只身一人离开学校后,当他行至西长安街西单附近时,遭遇由西开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吴国锋在拍照时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倒地后,他没有死,戒严部队的士兵上来抢他手中的照相机,他不肯给,在争抢过程中,被戒严部队的士兵用刺刀向下腹部捅了一刀,有一2寸长刀口。他双手握在刀口处,双手手心留有明显的刀痕,可以想见,他是用他生命最后的力量握住了刺向他的刺刀。之后由一位老人把他送到邮电医院,吴国锋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吴国锋身上有一块手表及学生证,医院根据送他到医院的老人的叙述及学生证的信息做了死亡登记。

64日凌晨,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蒋培坤教授,在寻找自己的儿子蒋捷连时,在邮电医院死亡名单中,发现了吴国锋的名字,受医院委托将吴国锋死亡的消息带回了学校。当吴定富夫妇在学校里处理吴国锋后事时,他们并没有见到蒋培坤、丁子霖夫妇俩,直到丁子霖教授用不太详细的地址去信给他,他们这才联系上。那时,离1989年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八年。

 

吴定富夫妇俩回到家后,看着儿子的骨灰,心中的怨气难以排解。想到自已的孩子,从小学习优秀,无论是在新津小学读书还是在新津中学读书,都是三好学生。三年前,自己的孩子以新津县文科状元,考入北京的人民大学,引起了整个新津县的轰动,很多人都知道吴国锋的名字。夫妇俩商量,自己的儿子被无辜打死,一定要让全县的人知道,于是,他们在五津镇正东街自家小店的门前,设了一个灵堂。

我们的小店是在大街上,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尤其是每逢周二是赶集的日子,赶集的人很多,都来观看,看了以后骂的人很多,无不对吴国锋的死感到惋惜。我们这里有一个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师生排着队,抬着花圈到我们设的灵堂进行悼念。他的同学、学校老师、相识的或不相识的,都送上花圈,进行悼念以表达自己的哀思。

当地政府没有干涉吗?

当地政府没有干涉,因为,我这件事全县都知道,全县的人都很同情,当地政府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不敢来干涉。灵堂设了三天以后,大概是622号,我们是618号从北京回来的,县里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讲话,就派了一个县委副书记和镇党委书记来找我,和我商量。县委副书记老家是和我一条街的,在读书时高我两届,比较好说话。他对我讲:我们明天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你们在大街上设灵堂,影响面太大了,现在已经设了三天了,建议你们是否把灵堂撤了。我同意了,但是,我向他们提了一个要求,街面上灵堂拆除,我要在铺面里面设灵堂,他说:可以,随便你们设多久。铺面里面设的灵堂,在大街上是可以看到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吴国锋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吗?

起初,他的骨灰放在家里,我做了一个玻璃柜,把吴国锋的骨灰放在玻璃柜内,在自家开的小铺门前设的灵堂,一直到这个房子拆迁后,搬过来。我曾答应丁老师,要一直在家里保存他的骨灰。后来,我的小儿子身患尿毒症去世后,家中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女儿、我的父母都来劝我把他们兄弟俩的骨灰葬下去,入土为安。

   他们的骨灰是葬在在公墓里吗?

不是,我没有钱去买墓地,私人土地,生产队的土地吧。我是通过一个熟人的介绍,一个墓大约花了三千元左右,买下的,在一个小山上。我的小儿子得了尿毒症后,我花光了所有拆迁款,为他治病。丁老师得知后,打电话给我,我详细地告诉她后,她也给我寄来一些钱,包括成都的这些热心人,都给我了帮助,让我的小儿子多活了半年,还是没有治好。

 

从他们现在住的地方,过马路,穿过巷道,有一条岷江支流贯穿整个五津镇。站在江边,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一座石桥,过了石桥,就是埋葬两个儿子的小山。山上种满了树,郁郁葱葱,山顶上有一个小亭子,如果开车去,只需2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

我们开车带着吴定富夫妇到山上吴国锋的墓地去。山上有一些农家院,每逢周末,会有很多城镇里的人到农家院里休闲度假,农家院的四周种了很多柚子树。转过农家院,沿着一条小道往深处去,走到一个山坡前,沿着坡道往上走,就是私家墓地了。吴国锋的墓是一个砖砌的圆形的墓,墓的外围又用水泥砌了一个半圆形的墓围,碑上刻着:爱子吴国锋之墓,生于六八年六月初八,卒于八九年五月初一。

六四惨案距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周年,吴定富夫妇俩谈到孩子的死,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们说:孩子的骨灰虽然葬了下去,家中的灵堂一直保留着,自己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孩子浑身是血躺在那里的模样。

我的孩子送到北京是去读书,被无辜打死,至今,政府都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有时,还要对我们进行骚扰。公安系统的人曾找过我们,让我们不要去北京,不要去闹事。我们不服,他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干涉我们,每年六四,我们就公开在大马路上烧纸。于是,他们私下又去找我们的女儿,让女儿劝我们,不要闹事,否则,他们身上的这身制服就没有办法穿了。想起这些,心里堵得慌,好像一块石头压在那里。

吴定富夫妇表示:我们一百多名难属向政府提出我们的诉求,坚持了二十多年,至今未有结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下去,要求不会中断,一代不行,还有下一代。虽然,我们地处小地方,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和难属们站在一起,难属们的所有决定,坚决支持,坚决参与,直到六四问题的解决。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9期    201441851日)

 

文章来源:丁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