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崇拜与独裁民族主义

刘晓波

  

 

举国体制与两极分化 (博讯 boxun.com)    

中共执政后，全面抄袭苏联体制，体育也不例外。举国体制使体育变成独裁政权的垄断行业，各级体委都是政府部门，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靠国家来包养，即便今天的大陆体育免不了金钱的诱惑和商业的侵蚀，但执政党主导体育管理部门和重大体育活动的传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自从中国射击选手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奥运金牌之后，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宏大目标就是“扬我国威”，国威的具体表现就是金牌数量的不断增加。由此，中国备战奥运的资金投入也不断翻番，据林思云先生《奥运金牌的陷阱》介绍：“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李力研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１０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又涨到每年50亿元。按这个数据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４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７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作为对比，体育大国“俄罗斯为了备战雅典奥运会，２００４年的体育经费增加了三倍达到33亿卢布，合计人民币约４亿元，备战雅典奥运会四年的体育开支不超过８亿人民币。俄罗斯这次夺得３０枚以上的金牌应该没有问题，这样俄罗斯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2500万人民币，而中国则是７亿人民币。中国夺得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为俄罗斯的28倍。”

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后，举国体制下的奥运攻关便成为独裁体育的头等大事。中共政权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而投入大量资金，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建立一支人数高达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奥运兵团。之后，国家体委又推出“119工程”，为了在田径、游泳、水上等金牌弱项中尽快赶上。所谓“119工程”，即争取奥运119个项目上的119枚奖牌。

 举国体制下的高投入，也确实带来中国金牌数的连续增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金牌第四，悉尼奥运第三，雅典奥运第二，一届上一个台阶。雅典奥运会后，争夺2008年北京奥运的金牌第一便成为独裁体育的最大目标。经过七年举国体制的准备，中国对金牌的狂热终于如愿以偿。在北京奥运上，中国在金牌榜上取代美国而成为老大，金牌数第一（51枚），奖牌总数第二（100枚）。

然而，奥运金牌第一的中国，靠的是金钱第一的投入，为了在北京奥运上争得金牌第一，投入高达43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7年卫生医疗开支97亿美元的四倍、教育支出157亿美元的三倍。如此“奢侈的金牌体育”，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 肯定是奥运史上前无古人的投资，也可能是后无来者的投资。而这样的“豪华体育”，只有罔顾民众权益的独裁国家才能做到。

对北京奥运上中国金牌第一，国际舆论与国内民间舆论的基本共识是“金牌大国并不能等同于体育大国”，因为当官权向世界炫耀金牌第一的辉煌成果时，中国的亿万普通人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奢侈的国家体育。在独裁中国，体育是用高墙封起来的国家化精英化的特权，而基本上与提升百姓身体健康无关，甚至与拿不到奖牌的大量普通运动员无关。金牌体育的奢侈与大众体育的贫困，金牌运动员的一夜暴富和普通运动员退役后的艰难处境，使体育资源分配的两级分化日益拉大。仅就国人人均占有体育资源的两极分化而论，国家对奥运的巨额投入超过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占有体育用地仅为0.006平方米。数量超过60万个的各类体育场馆，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归体委等系统所有，真正的公共体育场馆不足7%。城镇百姓大都只能在公园里和马路边锻炼身体，广大农民几乎就与公共体育设施无缘。

正如GDP崇拜造就了畸形的跛足改革，让今日中国变成权贵们一夜暴富的天堂与无权无势者持续受损的地狱，金牌崇拜也只能带来精英体育的天堂和大众体育的地狱。

二，体育是独裁民族主义的工具

 中共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乃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体育变成独裁政治工具的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盟，从来都是中共政权实施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体育被用于独裁民族主义，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

毛泽东时代的独裁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口号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原子弹的升空和乒乓球的崛起，同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庄则栋一代乒乓球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 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世乒赛冠军）。于是，乒乓球变成了“国球”，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毛泽东想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靠“解放全人类”的病态乌托邦意识形态说教来支撑，他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对外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用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来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毛泽东无力承受之时，他才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乒乓球便充当了毛泽东的外交使者。

邓小平时代的独裁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及五连冠，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为女排的胜利而狂热，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零的突破并获得15枚金牌，位列第四，使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遽然高涨，中共媒体兴奋地高呼：“许海峰捅破了一层叫做‘东亚病夫’的纸，……一个积弱百年的大国，经历生死涅槃之后，这个东方巨人在1984年的洛杉矶宣布自己的醒来。”自此以后，奥运金牌在中国就变成了独裁民族主义的招牌，金牌的多寡象征着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精神的优劣，每届奥运中国媒体都要进行以金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宣传。

六四大悲剧的发生，中共政权陷入改革以来空前的内忧外困之中。对内是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致使政权加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对外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倒退，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醒目的冲突焦点，致使中共政权把经贸外交置于首位。与此同时，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五热爱”之首，用煽动爱国主义情绪来一箭双雕，对内用于弥补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对外用于抗衡西方的外交压力。

于是，在邓小平制定“决不当头”的韬晦外交之下，继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之后，中共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1990年的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北京申奥，都是体育外交的重头戏，以至于，为此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导致1993年申奥失败，百年耻辱之上又添了新耻辱，“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之说又有了新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从此以后，中共越来越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为了个人权力的上升及巩固，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来代替毛思想和邓理论。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鼓荡下，江核心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他屡屡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于是，申奥又一次作为中共的独裁民族主义王牌被打出。对内，中共以申奥来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对外，宣泄由93年申奥失败开始越积越深的民族耻辱和对外仇恨。为了得到奥运主办权，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而且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外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这种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2001年的北京申奥成功，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官方似乎创造了巨大政绩，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虚荣得到了满足。

可以说，二战后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都不会象北京得到2008年奥运主办权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掀起如此罕见民族主义狂潮。在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北京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江泽民等中共寡头，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江泽民还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在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的背后，支撑着这种狂热强国心态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自卑心理和称霸野心。

三，金牌崇拜症将使中国体育不堪重负

到了胡温办奥运，京奥已经成为最大的政治，也成为显示“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形象的机会，为此而邀请上百个国家的政要来北京参加开幕式，以至于，进入奥运年，是否出席京奥开幕式变成了一场中西外交战。与此同时，胡锦涛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京奥问题，任命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担任京奥负责人，还在奥运开幕前破例举行大型记者会。可以说，胡温政权为了确保京奥成功而不惜一切代价，意在向世界展示一个“奢华的北京”、“绿色的北京”、“科技的北京”、“微笑的北京”和“铜墙铁壁的北京”，但就是不要“人权的中国”和“新闻自由的中国”。

所以，无论动员多少人力、投入多少物力，京奥展示给外界的更多是警察国家的“政治奥运”和“奢华奥运”。在长达七年的奥运筹备期，中共当局并未兑现向世界作出的改善人权的承诺，致使国际社会对北京奥运的批评声不断高涨。进入奥运年，爆发了西藏危机、瓮安民变、杨佳袭警、昆明爆炸等一系列激烈官民冲突，加重了2008年8月8日这个日子的危机色彩，“共赴国难”的情绪在网络民间传递，“避运”、“受运”、“恭外运”的戏虐在市井江湖中走红。

好在，举国体制在办大型活动上还是有效的，中共的全民办奥运动员和耗费天文数字的纳税人血汗，的确为奥运提供了一流的比赛场馆、赛事组织和后勤保障，让各国运动员和贵宾得到前所未有的奢华享受，奥运期间也没有发生爆炸性事件，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自然转向精彩的赛事。不可否认，仅就体育赛事的奥运而言，京奥无疑是成功的。但京奥期间的中国媒体，包括以往敢于直言的开明媒体，在中宣部的严令下完全失语，而只能跟着党国奥运的主旋律起舞，则凸显中国特色奥运的内在恐惧。

看看中国媒体关于中国队的赛事报道，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满眼金牌。在那些主持人的腔调和表情中，在前线记者对金牌运动员的提问中，我看不见运动，看不见奥运精神，更看不见人的价值，甚至看不到民族尊严，好一个“除了金牌，还是金牌！”

从北京奥运开赛的第一天，从央视到地方台的奥运报道就开始了“数金牌”的宣传；整个奥运期间，中国金牌数一直名列榜首，每个频道的奥运节目都会无数遍地播出金牌榜。奥运结束后，央视几个主要频道和地方台的体育频道，还在一遍遍地数金牌，一块块地回顾夺金过程，一个个地赞美冠军，反反复复地念叨中国终于崛起为金牌巨无霸。这种对金牌的病态热衷，如同暴发户对金币的畸形快感，不厌其烦地数口袋里的金币，金币碰撞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金色是世界上最耀眼的色彩。

在独裁民族主义的操控下，国际性体育比赛的胜负，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奥运金牌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中国获得15枚金牌开始，中国就慢慢地患上了奥运金牌崇拜症，1988年中国兵败汉城奥运会，仅获得5枚金牌，引发出整个中国的悲情，其悲怆程度不次于丧权辱国，致使中共当局加大对奥运体育的投入，制定了以争夺奥运金牌为目标的体育发展计划“奥运争光计划”，中国从此走上了“金牌崇拜”的奥运之路。

“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立竿见影，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中国获得16枚金牌，让党国尝到了举国体制的甘甜。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虽然中国获得的金牌数也是16枚，与巴塞罗那奥运持平，但首次参加奥运的王军霞却为中国带来狂喜。她以14分59秒88的成绩获得女子5000米金牌，还获得女子10000米银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长跑项目上的金牌突破。她身披五星红旗绕场一周的画面，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最骄傲的辉煌时刻。此前，王军霞在世界性女子长跑项目上还获得过一系列崇高荣誉，特别是1993年，她先后获得多项冠军并两破世界纪录。她在德国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10000米金牌，在西班牙世界杯马拉松赛中获个人和团体冠军，在北京第7届全运会获3000米和10000米两项冠军，两次（预、决赛）打破3000米世界纪录（8分12秒11、8分06秒11），一次打破女子10000米世界纪录（29分31秒78），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突破女子10000米跑“30分钟大关”的运动员，她所创造的这两项世界纪录一直保持至今。1994年，她在12届亚运会上获10000米金牌，还取得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冠军；1995年，她在印尼雅加达亚洲田径锦标赛上获得10000米和5000米两枚金牌。由此王军霞先后获得了一系列至高的荣誉，1993年，她当选全国十佳运动员之首，并获英国环球电视台“环球体育最佳运动员”、“世界十佳运动员“称号；她荣获1993年、1994年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94年，她在获得世界田径的最高荣誉第14届杰西•欧文斯奖，这也是亚洲运动员首次获此殊荣。那几年，“马家军”传奇和“东方神鹿”的美誉，几乎变成中国体育的代名词。

2000年悉尼奥运，中国获得28枚金牌，首次进入奥运会金牌榜前三名，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举国欢腾。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和2004年雅典奥运中国金牌数排名第二的32枚，特别是刘翔获110米栏金牌，跨出12秒91的破奥运记录、平世界纪录的好成绩，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带来了“赛出一个新中国”的狂欢。之后，刘翔又在2006年瑞士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上以12秒88打破沉睡13年之久的110米栏世界纪录，“翔飞人”由此成为中国体育的代名词，也成为国人给予最大期待的民族英雄。

正因为党权和国人太在乎金牌，刘翔退赛才会在中国激起舆论狂潮。田径本来就是中国的弱项，王军霞一代女子中长跑选手退役之后，中国争夺田径金牌的最大希望就是在雅典奥运夺得110米栏金牌的刘翔了。遥想2004年雅典奥运，刘翔夺金后央视直播员的疯狂叫喊，刘翔在领奖时的夸张动作，他在接受采访时的大言不惭：“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使他瞬间变成了“民族英雄”。所以，到了北京奥运，在刘翔登场之前的宣传中，他身上的民族主义光环照耀全中国，他在鸟巢的表现已经成为最大看点，110米栏的金牌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分量最重的金牌，甚至，似乎整个鸟巢的田径赛事都是为了刘翔一个人的表演。所以，中共官方才让刘翔身背的1356号，据说象征着十三亿人和五十六个民族，但刘翔因伤退赛，让唯一的冲金希望落空，着实让爱国者们极度沮丧。

在奥运历史上，伟大运动员的因伤退赛乃平常之事，还从来没有哪个著名运动员的退赛，会引发出类似刘翔退赛的舆论狂潮。尽管中国拿到51枚金牌，已经大幅度超越美国而成为当今世界体坛的金牌老大，但刘翔退赛引发的舆论潮说明，国人的金牌狂热的背后，仍然是“输不起”的独裁民族主义。这种独裁爱国主义极为畸形，也极为蛮横，挥舞着国家利益或民族荣誉的尚方宝剑逼人低头。在刘翔退赛事件中，这柄尚方宝剑也压垮了一向骄狂的刘翔，使他不得不出面向全国人民道歉。在我看来，只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和畸形民族主义氛围才会逼出了奥运史上的荒唐剧——因伤退赛的运动员居然要出面向全国人民道歉。

但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要求刘翔道歉似乎理由充分：1，刘翔是党国出钱培养出来的，刘翔成名后的暴富也有党国的功劳；2，刘翔的“民族英雄”是党国和爱国民众给予的，刘翔背上了1356这个号码，就意味他与十三亿的生死与共。得到那么丰厚的经济实惠和享受到那么崇高的社会荣誉的刘翔，其成功是党国和民族的荣耀，其失败也就必然是党国和民族的耻辱，他自然要因自己的失败而道歉。

曾几何时，举国体制下的奥运金牌主义，已经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北京奥运的金牌第一，必将让中国体育背负“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奥运结束后，中国媒体陷于没完没了的自我炫耀，并大量引述境外媒体的赞美之词，甚至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赞美（truely exceptional games）翻译成“无与伦比”，特别是举国沉浸在金牌第一的亢奋中，似乎预示着整个中国将全面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辉煌前景，进一步强化了金牌崇拜综合症，让举国体制制造的大国骄狂与可怕的金牌依赖及其焦虑休戚与共。2012年，中国代表队将背负着金牌老大的沉重包袱前往伦敦。如果四年后中国的奥运金牌达不到51枚，甚至保不住金牌老大的位置，我不敢想象中国国内将陷入怎样的歇斯底里！

金牌崇拜综合症起码隐含着三重危机：1，权力操控下体育资源占有的两极分化，国家的奥运工程占有最多最优质的体育资源，而普通百姓甚至享受不到任何体育资源；金牌运动员被捧上“不胜寒”的云端，获得金钱与荣誉的双丰收，而普通运动员只能陷于双重贫困。2，极端的权力虚荣和民族虚荣所形成的畸形压力，让中国体育变形为输不起的比赛。比如，刘翔退赛引发的舆论狂潮，致使不堪重负的刘翔不得不出面道歉。中国女足输给日本队，丧失了进入四强的资格，被足协主席谢亚龙呵斥为“要精神没精神，要斗志没斗志，要技术没技术。”女足队员还要为赛后总结会提交“检查”。3，金牌第一的最大害处是加强了中共政权对举国体制的信心，不但要延缓对陈腐旧体制的改革，而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强化旧体制。君不见，北京奥运金牌榜的座次基本排定之后，中共体育官员对劳民伤财的举国体制的高度肯定，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魏纪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四十五块金牌说明了“举国体制”是有效的。他还举出苏联解体后体育的衰落来证明中国维护举国体制的明智。

如果中国官民继续沉浸于举国体制的金牌辉煌中，不断地用中国式翻译的“无与伦比”来自我炫耀，那么中国体育就只能在政治化和奢侈化的金牌崇拜路上越走越远，中国人看奥运，享受的不是体育带来的快乐，而是民族虚荣心的满足；汲取的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而是金牌主义的鸦片；中国也只能止步于“金牌大国”，而不可能成为“文明大国”。

2008年8月25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人与人权》2008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