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      

余杰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美国访问期间，应华盛顿著名的智库“宗教与民主研究所”、众议员沃尔夫办公室等机构的邀请，在众议院办公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作了《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的主题报告。

我首先介绍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首先，中国大陆已经拥有至少七千万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家庭教会成为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共产党之外惟一遍布全国的大型组织网络，其成员人数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数百万的人数迅速增长。在基督教传播两千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之内，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成为基督徒，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二零零零年是中国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城市教会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越乡村教会。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真教会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中国教会以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与传播真理。近年来，有一大批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成为基督徒。一批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精神的、受过良好教育且信仰纯正的信徒，像新鲜的血液一样进入家庭教会之中，使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成为一支精兵。中国正处于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中心城市的文化与价值观主导着乡村的取向。所以，城市的福音化乃是中国福音化的转折点。

再次，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发现了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苏联及东欧的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型，必须以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转型为先导。历史学家们承认，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持久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苏联及东欧各国信徒们的祷告和非暴力抗争，使特权阶级和国家暴力机器被感化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危机。另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南非和南韩的社会转型，教会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在未来中国的制度转型当中，我们希望可以调动一切健康的力量，降低大规模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的可能性，既使得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转型，又避免出现剧烈的动荡甚至崩溃的局面。

我还以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为个案，分析了新型的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会的一些特征。方舟教会于二零零一年成立，最早是在我的家中开始的一个查经班，最初只有三对夫妇。如今，已经拥有五十多名会友，多为作家、律师、记者、编辑、画家、音乐家等年轻知识分子。还有部分异见人士，比如在天安门屠杀中身体残疾的人士等。也有普通的工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等。如果不是通过上帝的爱的联结，这些不同阶层、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生活和精神的共同体”。

在今天中国不计其数家庭教会当中，我们方舟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地上的教会”，成为公开的教会，以归正的信仰来承担文化使命。除了具备普世教会的基本特征之外，我们还积极参与各种公共活动，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光做盐。比如探访上访村、孤儿院、民工子弟学校，比如向受逼迫的农村教会提供各种无偿的法律帮助，让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权，比如与西方媒体和西方国家使馆中负责宗教信仰自由的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将中国家庭教会的正面形象向全世界彰显出来等等。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和王怡、李柏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三人都是方舟教会成员或由方舟教会牧师施洗。在那次会见中，布什总统提出中国的家庭教会浮出水面、成为人权和自由运动中的先锋的建议。我们三人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方舟教会继续受到种种骚扰和压力：秘密警察约谈方舟教会的多位会友，直接提出将其驱赶出北京的威胁；警方还向房东施加压力，导致房东取消租约，使得教会被迫提前搬迁；警察还访问若干名会友的家庭，间接向其家人施加压力等等。但是，方舟教会的绝大部分会友，并没有屈服于当局的压力，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

我在演讲中对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作了一些个人观察和分析。我认为，中共坚持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意识形态和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其打压和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基本政策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虽然中国的宪法中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但根本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官方通过国务院二零零五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严重地限制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该《条例》只是一个政府部门的规条，没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程序，却具有比宪法和法律还要高的地位。该《条例》对礼拜聚会的人数、场地等作出严格的规定。中共还通过各种内部文件，规定公务员、军人和警察等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不得参加宗教活动等，由此数千万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便被粗暴地剥夺了。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调整其宗教政策，宗教迫害变得越来越隐蔽，打压和控制两种手段同时使用。有关部门还展开了对西方的“宣传战”，比如有“三自会”出面，耗费重金组织了在美国各大城市的中文珍贵圣经版本展览，以显示中国人已经拥有了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最近，“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刘柏年，一改多年来咒骂罗马教宗的口吻，主动提出邀请罗马教宗访问中国的建议。但是，这些手腕传递是虚假的信息。许多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观察到的只是“橱窗中的中国”。中共方面还将他们发表的看法断章取义，将他们塑造成中国宗教政策的辩护者，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德国的巴伐利亚主教等人，都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的“统战工具”。

我指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残缺不全、有名无实的。比如，圣经在中国仍然是一本禁书，一本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一本处于隐形状态的书，一本只能在官方控制的“三自会”属下的教堂里买到的书。一方面，“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在政协会议上建议说，在奥运会期间，应当仿效西方国家的惯例，在有西方客人下榻的高级酒店中放置一本圣经，供基督徒阅读，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却有可能被判处重刑。

我列举了以下两个与圣经有关的宗教迫害案件：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

我强烈呼吁美国国会更多关注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关注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在奥运会前夕，美国国会应当持续地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奥运会前夕，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稍稍有所松动，比如二零零七年年初颁布的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规定，至少在表面上，外国记者的新闻采访活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仍然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因此，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像记者无国界那样勇敢地行动起来，展开大量的像中国宣教的工作。即使被遣返，但每一个被遣返的事件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成为撕破铁幕的一个缝隙。

我在结束演讲的时候指出，一个福音化的中国，也必定是与美国“化敌为友”的中国。中国的危险在于共产党政权的统治方式，对内压迫民众的民主诉求，对外以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改变国际贸易的规则。而一个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一个信仰自由、政治民主并奉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出现，才是冷战的最终结束。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具有同样的价值观和宗教精神的国家，将一同为世界的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

我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来自华盛顿各人权团体、宗教机构、媒体、智库和大学的官员及学者们纷纷提问。有人提问说，律师对被捕的基督徒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能否使案件出现重大转机，能否对被迫害的基督徒带来切实的帮助？

我回答说，许多案件都是官方一手炮制出来的，在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之内，律师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一些基督徒律师的积极介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收到好的结果：首先，律师的介入，有可能使得当事人的刑期有所减少，如原定十年徒刑的，由于有来自北京的有影响力的律师介入，会减少到五、六年左右；其次，律师的介入，能够使当事人在看守所和监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受酷刑的可能性降低，家人也可以及时前去探访和送生活用品进去；第三，由于律师的帮助，家属会更有勇气支撑下去，并敢于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更多的情况被曝光出来，五年前敢于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家属寥寥无几，如今大部分家属都敢于公开说话了，这与律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问道：如今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中国旅行期间，在北京的书店里买到了英国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路易士的作品，这是否说明基督教的书籍在中国可以自由地出版发行？

我回答说，胡锦涛上台之后，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有所加强，许多出版社不敢触及敏感题材的作品，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有严格的审查机制。但是，今天中国的出版业已经高度地商业化了，因此胡锦涛的控制无法达到毛泽东时代“铁板一块”的水准。路易士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是因为根据他的原著改变的电影《纳尼亚传奇》在中国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出版社便将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出来。一般的读者并不了解路易士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路易士的从基督教立场出发来批判共产主义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

《耶稣在北京》的作者戴维•艾克敏及其助理傅夏霖女士补充指出，虽然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传记》一书可以在中国公开出版，但《耶稣在北京》却仍然不能公开出版。据说，中共政治局组织翻译之后少量印刷，专门供中共高层阅读。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中国出版界的复杂情况。

还有人问道，城市新型的知识分子教会与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两者之间是否会有分歧和冲突？如何解决此问题？

我回答说，两者的分歧和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可以在许多方面达成一致。我谈到几年前到南方一个农村家庭教会讲道的经历。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教会，甚至有点类似美国的阿米西人，拒绝电视和报纸，不允许在教会中拍照和拍摄。当时，我前去讲道的时候便直率地指出，电视其实是中性的平台，虽然电视上可能有色情和暴力节目，但电视也可以成为传播福音的管道，在美国就有若干福音电视频道，有若干知名的电视布道家。当时，他们的长老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后来，我仍然与他们保持联系，发现他们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比如尝试用DVD来传福音。因此，充分的交流非常重要。

有人问到，西方很多教会和宗教机构开始与“三自会”有越来越多的来往，有许多项目的合作，也有一些保守的教会严厉批评“三自会”，且不与他们来往。你认为西方教会应当如何处理“三自会”的问题？“三自会”组织的圣经展览等活动，是否应当去参加或者干脆就抵制？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美国访问期间，应华盛顿著名的智库“宗教与民主研究所”、众议员沃尔夫办公室等机构的邀请，在众议院办公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作了《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的主题报告。

我首先介绍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首先，中国大陆已经拥有至少七千万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家庭教会成为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共产党之外惟一遍布全国的大型组织网络，其成员人数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以每年数百万的人数迅速增长。在基督教传播两千年的历史上，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之内，有如此众多的民众成为基督徒，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二零零零年是中国教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城市教会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越乡村教会。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真教会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让中国教会以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持守与传播真理。近年来，有一大批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成为基督徒。一批具有先知精神和保罗精神的、受过良好教育且信仰纯正的信徒，像新鲜的血液一样进入家庭教会之中，使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成为一支精兵。中国正处于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中心城市的文化与价值观主导着乡村的取向。所以，城市的福音化乃是中国福音化的转折点。

再次，中国的“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在研究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时，发现了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事实：在苏联及东欧的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宗教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型，必须以文化、精神和道德的转型为先导。历史学家们承认，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持久的呼吁和祷告，其力量丝毫不亚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苏联及东欧各国信徒们的祷告和非暴力抗争，使特权阶级和国家暴力机器被感化而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危机。另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南非和南韩的社会转型，教会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在未来中国的制度转型当中，我们希望可以调动一切健康的力量，降低大规模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的可能性，既使得中国顺利实现民主化转型，又避免出现剧烈的动荡甚至崩溃的局面。

我还以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为个案，分析了新型的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会的一些特征。方舟教会于二零零一年成立，最早是在我的家中开始的一个查经班，最初只有三对夫妇。如今，已经拥有五十多名会友，多为作家、律师、记者、编辑、画家、音乐家等年轻知识分子。还有部分异见人士，比如在天安门屠杀中身体残疾的人士等。也有普通的工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等。如果不是通过上帝的爱的联结，这些不同阶层、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来形成一个特殊的“生活和精神的共同体”。

在今天中国不计其数家庭教会当中，我们方舟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地上的教会”，成为公开的教会，以归正的信仰来承担文化使命。除了具备普世教会的基本特征之外，我们还积极参与各种公共活动，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光做盐。比如探访上访村、孤儿院、民工子弟学校，比如向受逼迫的农村教会提供各种无偿的法律帮助，让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权，比如与西方媒体和西方国家使馆中负责宗教信仰自由的官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将中国家庭教会的正面形象向全世界彰显出来等等。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和王怡、李柏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三人都是方舟教会成员或由方舟教会牧师施洗。在那次会见中，布什总统提出中国的家庭教会浮出水面、成为人权和自由运动中的先锋的建议。我们三人与布什总统会面之后，方舟教会继续受到种种骚扰和压力：秘密警察约谈方舟教会的多位会友，直接提出将其驱赶出北京的威胁；警方还向房东施加压力，导致房东取消租约，使得教会被迫提前搬迁；警察还访问若干名会友的家庭，间接向其家人施加压力等等。但是，方舟教会的绝大部分会友，并没有屈服于当局的压力，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

我在演讲中对中共政权的宗教政策作了一些个人观察和分析。我认为，中共坚持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意识形态和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其打压和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基本政策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虽然中国的宪法中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但根本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官方通过国务院二零零五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严重地限制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该《条例》只是一个政府部门的规条，没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程序，却具有比宪法和法律还要高的地位。该《条例》对礼拜聚会的人数、场地等作出严格的规定。中共还通过各种内部文件，规定公务员、军人和警察等不得有任何宗教信仰、不得参加宗教活动等，由此数千万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便被粗暴地剥夺了。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调整其宗教政策，宗教迫害变得越来越隐蔽，打压和控制两种手段同时使用。有关部门还展开了对西方的“宣传战”，比如有“三自会”出面，耗费重金组织了在美国各大城市的中文珍贵圣经版本展览，以显示中国人已经拥有了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最近，“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刘柏年，一改多年来咒骂罗马教宗的口吻，主动提出邀请罗马教宗访问中国的建议。但是，这些手腕传递是虚假的信息。许多西方宗教界的高层人士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观察到的只是“橱窗中的中国”。中共方面还将他们发表的看法断章取义，将他们塑造成中国宗教政策的辩护者，如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德国的巴伐利亚主教等人，都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的“统战工具”。

我指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残缺不全、有名无实的。比如，圣经在中国仍然是一本禁书，一本在书店里买不到的书，一本处于隐形状态的书，一本只能在官方控制的“三自会”属下的教堂里买到的书。一方面，“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在政协会议上建议说，在奥运会期间，应当仿效西方国家的惯例，在有西方客人下榻的高级酒店中放置一本圣经，供基督徒阅读，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私自印刷和传播圣经，却有可能被判处重刑。

我列举了以下两个与圣经有关的宗教迫害案件：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因印刷和免费散发圣经以及其他基督教书籍而被捕的家庭教会牧师王在庆，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交纳罚金十万元，没收被查扣的书籍和印刷经费，罪名为“非法经营”。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基督徒商人周恒，因到托运站接收外地寄来的大量圣经，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现羁押在西山看守所。如果罪名成立，周恒可能面临最高达十五年的徒刑。

我强烈呼吁美国国会更多关注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关注他们在监狱中的处境。在奥运会前夕，美国国会应当持续地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奥运会前夕，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稍稍有所松动，比如二零零七年年初颁布的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规定，至少在表面上，外国记者的新闻采访活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对中国形成强大的压力。但是，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仍然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因此，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像记者无国界那样勇敢地行动起来，展开大量的像中国宣教的工作。即使被遣返，但每一个被遣返的事件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成为撕破铁幕的一个缝隙。

我在结束演讲的时候指出，一个福音化的中国，也必定是与美国“化敌为友”的中国。中国的危险在于共产党政权的统治方式，对内压迫民众的民主诉求，对外以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改变国际贸易的规则。而一个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一个信仰自由、政治民主并奉行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出现，才是冷战的最终结束。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具有同样的价值观和宗教精神的国家，将一同为世界的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

我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来自华盛顿各人权团体、宗教机构、媒体、智库和大学的官员及学者们纷纷提问。有人提问说，律师对被捕的基督徒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能否使案件出现重大转机，能否对被迫害的基督徒带来切实的帮助？

我回答说，许多案件都是官方一手炮制出来的，在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之内，律师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一些基督徒律师的积极介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收到好的结果：首先，律师的介入，有可能使得当事人的刑期有所减少，如原定十年徒刑的，由于有来自北京的有影响力的律师介入，会减少到五、六年左右；其次，律师的介入，能够使当事人在看守所和监狱中的处境有所改善，受酷刑的可能性降低，家人也可以及时前去探访和送生活用品进去；第三，由于律师的帮助，家属会更有勇气支撑下去，并敢于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更多的情况被曝光出来，五年前敢于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家属寥寥无几，如今大部分家属都敢于公开说话了，这与律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还有人问道：如今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中国旅行期间，在北京的书店里买到了英国著名的基督教作家路易士的作品，这是否说明基督教的书籍在中国可以自由地出版发行？

我回答说，胡锦涛上台之后，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比江泽民时代有所加强，许多出版社不敢触及敏感题材的作品，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有严格的审查机制。但是，今天中国的出版业已经高度地商业化了，因此胡锦涛的控制无法达到毛泽东时代“铁板一块”的水准。路易士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是因为根据他的原著改变的电影《纳尼亚传奇》在中国非常受孩子们欢迎，出版社便将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出来。一般的读者并不了解路易士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路易士的从基督教立场出发来批判共产主义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翻译出版。

《耶稣在北京》的作者戴维•艾克敏及其助理傅夏霖女士补充指出，虽然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传记》一书可以在中国公开出版，但《耶稣在北京》却仍然不能公开出版。据说，中共政治局组织翻译之后少量印刷，专门供中共高层阅读。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中国出版界的复杂情况。

还有人问道，城市新型的知识分子教会与传统的农村家庭教会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两者之间是否会有分歧和冲突？如何解决此问题？

我回答说，两者的分歧和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有充分的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也可以在许多方面达成一致。我谈到几年前到南方一个农村家庭教会讲道的经历。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教会，甚至有点类似美国的阿米西人，拒绝电视和报纸，不允许在教会中拍照和拍摄。当时，我前去讲道的时候便直率地指出，电视其实是中性的平台，虽然电视上可能有色情和暴力节目，但电视也可以成为传播福音的管道，在美国就有若干福音电视频道，有若干知名的电视布道家。当时，他们的长老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后来，我仍然与他们保持联系，发现他们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比如尝试用DVD来传福音。因此，充分的交流非常重要。

有人问到，西方很多教会和宗教机构开始与“三自会”有越来越多的来往，有许多项目的合作，也有一些保守的教会严厉批评“三自会”，且不与他们来往。你认为西方教会应当如何处理“三自会”的问题？“三自会”组织的圣经展览等活动，是否应当去参加或者干脆就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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