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

         易明

 

一、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

1、一位睿智老人的真言

1998年12月底，我有幸陪同一位曾经在中共体制内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改革老前辈在北海涠洲岛考察。登岛的当天晚上，我陪这位睿智的老前辈漫步于海边时，老前辈问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吗？”。当时我哑然无对。过了一会，那位老前辈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中国今日探讨的一些前卫的社会问题，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并且当时已经作出过解答了，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探讨还没有超越于一百年前的思考，这是由于中国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仍然是一百前的社会问题。

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那么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应该是个什么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人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这些当晚虽然没有得到前辈的直接指教，但是答案显然是清楚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任何背负一份社会责任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而作出抉择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终将影响我一生的问题。

2、统治集团宣示理念与民间追求目标的重叠

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这从中国今日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现象也可以得到印证。

自从那次涠洲岛谈话十年后，中国社会今日出现了一种让人觉得困惑的现象――那就是统治集团宣示的理念与民间追求的目标居然出现许多重叠。

首先我们看看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宣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模范地遵守宪法，严格按照宪法办事，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些简短的言词中，应该说反映出一些“依宪治国”的理念。

我们再看身为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先生在几次答记者问上的讲话：（2008年3月18日）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2007年3月16日）我最近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胡温这些讲话中所内涵的“依宪治国”理念及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的认识，应该说正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社会百年来民间不懈追求的目标。这种统治首领与民间目标的重叠，也注解出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不是个理论探讨的问题，也就是理论上的中国社会何去何从已经非常清楚。

3、目标与现实的背离

中国社会的问题已经不存在太多理论的争议，统治首领宣示的价值趋向与民间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重叠，应该说中国社会发展不会有什么疑义了。然而，现实中我们却看到的是与这种价值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那种《宪法》一再被践踏，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一再被虚置，公然违反宪法精神的“劳教制度”大行其道，为践行自己权利的公民一批批入狱，等等现象可谓触目惊心。这种现实与宣示目标的背离，再一次注解出中国理论探讨的错位，说明中国问题不是出在理论上，而是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上。那么为什么理论的清楚没有换来现实行动的一致？是什么在左右中国现实的运行？而那些一致认同的价值理念为什么不能成为现实的真正指针？看来我们得寻找理论背后支配现实的因素。

中国今天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不能成为社会现实行动的准则，统治集团所宣示的目标与现实行动的反向性说明这种目标只是他们口头不得不承认的价值，但支配统治行动的仍然是与宣示价值相反的东西。社会如何扭转这种行动与目标背离的形势？应该说决定性因素是推行目标的社会力量！也就是中国社会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力量的问题！

二、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

人类千万年的发展之所以能称其为发展，就在于人类形成了一些共同认同的价值准则，是这一些价值准则的积累，让人看到了进步、改善。人类发展到今天，人权、自由、尊严、民主、宪政、公平等等价值成为普遍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标尺，那种动物性的物资满足程度，虽然依然成为人类必不可小的东西，但是随着人类技术提高，那已经日益退出现代文明考量的范畴。同时世界已经普遍认清一个社会的物资持久而平稳的改善最终取决于这个社会人权、自由、尊严、民主、宪政、公平价值落实的程度，而不是相反。所以人类社会实现人权、自由、尊严与民主、宪政、公平，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是人类不可跨越的价值准则，因而是普世的文明准则。人类只有遵循这个准则，才有共处的依据。任何抛开这些普世价值而企图特立独行、自封特色的行为，本质上都是想逃脱普世价值的束缚，而将个人或小团体意志凌驾世界文明之上，最终目的就是成全个人与小集团的私利与恶欲。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普世文明准则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究竟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已经如日月之昭昭。这种大道昭示的力量是人类任何个体与集团所无法回避，更无可左右的。这就是人间正道，世界潮流。这种力量的巨大与永恒就在于任何民族与国家绝不能因为其特殊性而逃避与背离，否则就必遭天谴，社会必然沦于动荡不宁、灾难频临的境地。

中国社会任何特殊性的强调总不能否定也是人类一部分的现实，除非那些标榜特殊的自诩是“非人”。问题是就算那些特殊到非人的人，毕竟不能否定中国广大民间社会中的普通大众的人类属性。所以中国遵循人类普世价值准则也是无可逃避的路径。正是在此规矩下，前面所言统治首领宣示价值趋向与民间目标追求才会重叠。而这种不得已的价值重叠，却在现实上表现出完全的背离，这就说明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主导普世价值实施的社会力量。那么今天中国社会有些什么促成普世价值实施的现实力量呢？大概而言，中国今天促成普世价值落实的现实力量有如下几方面。

1、马英九先生为代表的地区性宪政执政派力量

随着台湾再次政党轮替的顺利实现，台湾地区在融入现代文明社会，落实普世人类价值上，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华人世界对普世文明准则的践行，昭示了华人是人类文明进步大潮的一分支，是积累人类文明准则的一分子。马英久先生所代表的台湾地区践行普世价值准则派成为华人社会现代文明的先行者。

应该说国民党曾经也走过喊普世价值口号，行独裁专制实际的时代，但是在台湾历经风雨，走过由执政到在野的过程后，国民党实现的政党合法化与执政合法化的质变，使一个非法的党，由一个非法掌握的政权（靠枪炮来抢夺），变成一个民选的合法的执政党，这种由非法到合法的过程，就是一个遵循普世文明价值的过程，是一个政党完全重生得救的过程。这个变迁意义之重大，将随历史延续而更显现出来。

马英九代表着华人世界实践人类普世价值的执政派力量，其对中华民族的昭示作用将青史永垂！同时这支力量将成为中华民族整体迈入现代文明的先头军！这支力量对中国社会根本性转型将起到日益重大的示范与促进作用！

但是这支力量要想肩负好参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使命，必须坚守中华民族整体性大局观念，要有民族的使命感与危机感，中国社会整体性文明的转型是台湾地区长久和平、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否则台湾的文明将成为极权统治的忌恨，台湾危机将会与日俱增。

2、达赖喇嘛为代表的宗教信仰派力量

任何稍有国际社会常识的人都不敢否认达赖喇嘛在世界的影响力。那是一种人类对生命根本价值探究的认同，虽然表现于外在的信仰追求上，但达赖喇嘛的信仰给了世界活出生命真谛的见证。这种对生命终极价值追索的努力，从古至今就是人类推崇的对象。达赖喇嘛几十年不懈的努力，铸就了他在人类生命史上的价值。

作为一种在世俗社会中追求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力量，达赖喇嘛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宣示了自己对信仰价值的忠诚。这种对信仰的追求与捍卫，是人类固有的权利，而这种信仰的需求却也广泛深藏在广大民众的心里。所以这种为信仰而奋斗的力量是恒久而巨大的，当达赖喇嘛成为华人世界为信仰而奋斗的化身时，社会为信仰而奋斗的群体就会在此结成认同，汇聚起力量。而信仰自由是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价值，所以达赖喇嘛事实上也是个实践现代文明价值的华人先行者。

达赖喇嘛宗教信仰派力量对中国今天社会转型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公民社会宪政理性建设派力量

中国大陆在多年风雨如磐的岁月中，依然顽强地挺立着一批致力民间建设，践行普世价值，促进中国转型的力量，那就是公民社会宪政理性建设派力量。这支力量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现实，坚信普世文明价值准则，为普世价值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而默默奉献、辛勤耕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大陆宪政理性建设派力量一直为中国维权运动理性、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提供着精神资源，同时对维权运动的成果进行着社会积累，为中国社会根本性转型作着基础性准备工作。

这支力量保留着牵引人类前行的理想主义情怀，延续了人类固有的良知，也因为历史性原因而使他们中一批人直接继承着胡耀邦、赵紫阳那种历史责任与为人间大义而不计名利、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他们将人类普世价值结合中国现实集中概括为“新三民主张”：一、培育公民社会。宪政民主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撑，犹如盖大厦需要一个结实的地基。故首先要重视培育公民社会，这里面要特别注重的是发展私有和民营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壮大中产阶级；发展社会中间组织，逐步完成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二、启蒙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而非臣民，公民就得有现代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民主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宪政意识、纳税人意识等。这些意识的树立要靠启蒙。三、积累民主实践。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主资源的涵养、民主运动的推进、民主制度的创建均有赖于实践的累积。荀子《劝学》篇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古训“行胜于言”。

这支力量是人类普世价值中国化的承载体，也是中国社会健康力量的聚合体。
 
4、中共体制内改良派力量

基于对人类固有天良的信赖，基于人类存在理性对历史潮流的认同，我始终对中共现政权体制中改革派力量的存在怀抱期待。虽然这种期待经常让我觉得是幻想，但历史的经验与世界文明转轨中的事实一再提醒我们不要放弃这种期待。

应该说最能直接而快速促进中国社会向文明世界转型的力量是中共体制中的掌权派，他们有着现实的社会资源，然而由于人性的罪恶与制度的孽障，常常使这些最能给人类进步带来事半功倍效果的人举足不前，甚至使他们成为历史前进的阻碍。尽管如此，让我们还是给人类的良知最后的复苏留点空间，让我们真诚期待那些最后能认同历史大潮的人。

中共体制内改良派力量最终能否出现，事实上将取决于民间力量成长的情况。中国民间力量的健康与强大将成为激活体制改良派的动力。当然中国社会最终转型可能还是需要这支力量作为标志性事物的出现。

作为有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社会，要想实现平稳转型，以上四方面力量的默契与互相援助的自觉，在共同价值理念上的荣辱与共，与对中国社会责任的担当，决定着他们必须建立起针对专制极权的统一战线。这四支力量的配合优劣与否将对中国未来转型快慢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民间力量与领袖成长

中国目前已经出现的促成中国落实普世价值的力量有前面所提到的四个方面。在这四支必将促成中国文明转型的力量中，民间力量的健康成长，即宪政理性建设派力量成长，无疑是目前最重要的，也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可依靠而最有可为的。那么如何更好促成这支力量健康成长呢？

追求普世价值的实现无疑是中国民间的主题，然而如何成长起一支能信任推动普世价值实现的力量，这就直接牵涉到民间应该建立起怎样的信任主体？根据现代自由主义的理念，原本追求个体权利的落实是不会依赖于外在主体的，但是在一个极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种不需要依靠外在主体，或不需要结成现实理想主体，显然是不现实的，是不利于促成社会根本转型的，也就是不能回答中国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什么问题的，也就不能最终解开中国之结！所以民间力量面对历史责任的自觉结队聚力，是走出中国困局的必然。

中国民间要实现自觉结队聚力，必须解决基本价值取向问题，即我们是要重新选择个毛泽东，还是期待选择个华盛顿的问题？今天如果将毛泽东与华盛顿摆到世人面前，供大家做出选择，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华盛顿，因为历史已经极其鲜明地对二者的是非功过做出了回答。但是毛泽东与华盛顿究竟有何本质区别，可能并不是那么为人清楚，也就是今天人们知道毛泽东华盛顿之不同，但并不知他们何以不同。当然要列举他们的不同肯定有许多方面，但他们最根本不同在于对权力认识的不同，毛泽东沿袭着封建专制王权意识，视权力为私器，以拥有权力高过拥有生命，由此希望王权永续，虽然不一定续在自己的至亲之上，但也希望延续在自己意志执行者即信得过的人身上，而华盛顿却具有现代民主意识，视权力为公器，以拥有权力为一份对社会的责任，坚信权力根本是在民手中，自己不愿意，也通过权力设置，使权力不可能沦为某个血统与某脉意志的延续，使权力只能是天下意志的时代反映，是普世文明价值的凝聚体。在这样对权力意思的前提下，华盛顿对权力是提防、警惕，将权力视同人生的负累，只是迫于时代所需而勉力为之，因而决没有想法摄取权力的动机，并且他还尽可能地逃避权力。华盛顿这种对权力的态度奠定了他为美国开国与宪政之父的地位。

比较华盛顿与毛泽东对权力的态度，我们翻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那累累白骨下的争权征战与分利杀伐，而很少看到那种功成而身退，弃权如草芥的高尚义举。难道华人血脉中就没有那种人类高尚的权力意识？现代胡耀邦、赵紫阳的最后甘愿放弃权位，甚至忍受囚牢生活的选择，鲍彤、朱厚泽、张炜、张祖桦等一批弃权择义的壮举，捍卫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权力依然保持圣洁与高尚的尊严。由此可见中国人也一样在权力与大义前有捍卫大义而轻视权力之士。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一样可以产生华盛顿的，是一样存在华盛顿的人格的。

所以今天中国民间要建立起自己的信任主体，必须选择那种敢于放弃权力的人作为肩负这个时代转型使命的领袖，而不是选择那种视权如命，为争权不择手段的人。这也是选择毛泽东还是华盛顿的根本区别所在。基于这样的权力价值认识，我们民间力量建设应该聚焦于那些经过权力考验的人，那些在大义前敢于放弃权力而甘愿承受苦难的人。这种人才是值得天下托付权力的人。对于那些为了权力而大言滔滔，轻诺狂抛的人，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份警惕，因为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苦难，已经证明了那种为争权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储存起了大量民间反对力量，但这些力量中哪种力量真正可以符合历史，那种人是可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完成好历史的重托，将中国社会平稳健康地引向文明的领袖？这是很值得每个关心中国社会问题者认真思考的。

中国今天是个五千年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民间力量成长与民间领袖产生是相辅相成的，前面所讲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我们看到前面两支力量因为领袖的产生而成熟，而后面两支力量却急需在社会变局到来前成长成熟。应该说中国今日广泛存在着民间变革的力量，这种民间不满与思变的普遍性情绪，可能人类历史上没有多少时候有如此强烈。在这种广泛思变的社会基础上，中国急需一支健康而理性的代表民间意志的力量。这支力量及其领袖的产生，可能将根本性的决定着中国转型时期的命运。

对此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先生在《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一文中针对南非危机转型时期领袖与团体力量有过精辟的论述：曾经有人声称现代政治不依靠英雄。的确，作为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理性化操作的民主政治在其成熟时应该是不依靠英雄的。然而缔造这种制度的过程需要“英雄”吗？这就看我们怎么定义“英雄”了。如果是象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英雄”，那恐怕是靠不得的。而像曼德拉那样代表公平、正义的道德感召力的“圣雄”，则有之诚幸大焉。

“圣雄”们（无论其意识到与否）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当然，这并不等于褒奖自私――以防止专制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语）。然而，在面对严酷压迫时人们如果各怀私心、一盘散沙，就无法冲破重压去实现自由事业。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这就是圣雄的精神。

仅以此对秦晖先生的引文作为本文总结语。

民主中国“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