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余  杰

文章来源：观察 (2008-6-16）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圣诞节前夕，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名博士联署的一封主题为抵制圣诞节的公开信，成为媒体上的一大新闻。

近年来，内地城市过圣诞节的氛围越来越浓。圣诞是商家的节日，是年轻人的节日，是长期压抑的中国人少有的一次狂欢的机会。正如《新京报》“欢娱”专刊的评论员所说，所有人都因这个日子找到了一个可爱的借口——去抛开工作，去约会朋友，去接近爱情，去亲吻家人，去改变形象，去装点房屋；甚至去赚更多的钱，认识更多的人，喝更多的酒，制造更多的惊喜和精彩。中国人在这个失去束缚的日子里，将积压的那些细微情绪全部释放、点燃。

然而，有人却企图禁止老百姓过圣诞节。这十个博士的这封公开信写得杀气腾腾、气势汹汹，他们将国人过圣诞节的新时尚提升到危害传统文化、危害国家安全、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高度”上。这些年纪轻轻的、并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怎么一提笔写文章，便有浓得化不开的“文革”遗风呢？他们真的是姚文元、胡乔木式的刀笔吏的继承人。可惜，作为“今上”的胡锦涛，没有搬文舞墨的闲情逸致，这十名博士利用这封公开信暴得大名，但想要以此获得南书房行走的身份，仍然难于上青天。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压力重重的同胞们过一下圣诞节，轻松轻松，怎么就崇洋媚外、辱没祖宗了？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圣诞节的欢乐气氛比中国要浓郁得多，人家的传统文化照样比中国保存得好。过圣诞节跟呵护传统文化并不矛盾。真正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是圣诞节，而是十博士们试图谄媚和献计献策的中共政权。

正是这个亘古未有的暴政，在现代暴君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焚书坑儒百倍于秦始皇。“文革”浩劫，多少不可复制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连孔夫子的坟墓都被红卫兵挖了；正是这个不仅与人斗，而且与天斗的政权，强行通过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将汉民族古文化保持最完整的区域变成一片泽国，诗人王以培在《白帝城》中哀叹说，我们的家园已经沉沦；正是这个惟利是图、刮地三尺的政权，在兴办奥运会的旗帜之下，肆无忌惮地毁坏古都北京的老城区，一片又一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成为官商勾结、掠夺式的开发的牺牲品。学富五车的名校十博士，为什么偏偏就是对这明摆着的一切视而不见，反倒拉来一个圣诞节当作替罪羊呢？

这正是他们的“过于聪明”之处。这些“人精”，清楚地知道什么可以批评，什么不可以批评；批评什么可能得罪官家，批评什么能够取悦官家。他们是培养伪君子的教育制度的高级产品，他们堪与《笑傲江湖》中的“君子剑”岳不群相媲美。

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爱国秀。他们说自己多么爱中国，上午激情彭湃地去美国大使馆喊口号，打倒人家的丑恶制度；其实，他们骨子里更爱美国，下午便毕恭毕敬地去美国大使馆排队，等待办理留学的签证。如今，有冷酷无情地面对矿难说“谁让你们生为中国人”的科学院院士，有受宠若惊地出席北韩使馆的宴会并歌颂“伟大的金正日”的北大教授，群魔乱舞，斯文扫地，再从粪坑中蹦出这十个冠冕堂皇的博士来，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虽然一时无法到南书房值班，但这十个博士日后的工作算是有点着落了。我想，他们可以到延安去担任风化警察或文化稽查队队员，那里曾经发生过夫妻在家看“黄色影碟”被警察抓捕的事件。倘若这十大博士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自然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将那些在家中看黄碟的夫妻抓进监狱，以保持延安不会由“红”变“黄”。他们还可以到江苏宿迁去担任“移风易俗理事会”的成员，那里的铁腕书记仇和作出规定，办喜丧活动，党员干部和公务员不得超过五桌酒席，群众不得超过八桌，仇大人用心良苦，可是管天管地，管到老百姓的吃饭上面，没有帮手如何实行？这风华正茂的十博士，有资格当仇书记的左右手，每天戴着红袖章到酒店餐馆中去检查，看看究竟还有谁敢于顶风作案。这两份工作可以让十博士满意吗？

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有生命力，不用打倒圣诞节，传统文化亦能屹立不倒。中华文化，从来就是兼收并蓄，泰山不让寸土，以成其大，为什么春节与圣诞节不能和平共处，互相补充呢？那种将中国文化当作是一具僵尸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心胸狭窄的十博士，接受采访的时候个个都穿着西装革履，他们倡导的理念，却不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践，又如何能够在广大民众中推行呢？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中国自古便盛产卖国贼，而少有爱国者。不过，近期以来，爱国者似乎满坑满谷，如雨后春笋般从粪土中冒了出来。无数网民愤怒声讨那位建议将民族图腾“龙”更换掉的学者，一名央视主持人在博客上撰文斥责故宫里的星巴克咖啡馆破坏了传统文化，十名出身高贵的名校博士以“国士无双”的身份发表抵制圣诞节的公开信……爱国之声如黄钟大吕，不绝于耳；爱国之心如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

爱国之情高烧久久不退，爱国便也成了一种流行病。一个真正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并不需要其公民争先恐后地去热爱它；只有那些越来越不可爱的国家，才会规定和倡导爱国是人民的第一要务。那十名看上去冰雪聪明的博士，口口声声说，圣诞节威胁了儒家的正统文化，进而危及了国家安全。如此远见卓识，真是别具只眼。

这一次的公开信并没有浇灭老百姓过圣诞节的热情。媒体报道，各大城市圣诞节仍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看来，义和团前辈“扶清灭洋”的大业，还得由十名文弱的博士继承下去。一招不能制胜，不妨祭出第二招来。我建议十位博士再接再厉，将捍卫纯正民族文化的大旗一直扛到底：上次反对圣诞节，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个个都名垂青史；此次可以反对奥运会，更能出奇制胜，或许可以跻身民族英雄之行列。

如果说圣诞节是西洋的“泊来品”，那么奥运会更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坏东西。耶稣毕竟诞生在亚洲的巴勒斯坦地区，奥运会却全然是欧洲白种人的体育活动。十博士何不理直气壮地发表如下置疑：奥运会是古代希腊岛国蛮夷之人的发明，又是现代法国贵族顾拜旦的异想天开，对于这些运动项目及规则，我们泱泱大国岂能照单全收？如今，中国举国上下都以奥运会为标竿，政府亦大兴土木、乐此不疲，真是斯文扫地也。国人如此痴迷奥运会，中华文化遭到冷落，孔孟之道何时才能有复兴的一天呢？

不过，官家的看法却与十博士有所不同。当局深知奥运会是一场无比巨大的宣传秀，一次展示中国“和谐”与“崛起”的好机会。当年纳粹元首希特勒便充分利用过奥运会一把。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希特勒为了掩盖其政权煽动种族歧视、倡导军国主义的本质，亲自主持了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当时，国际媒体报道说，柏林奥运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奥运会，接待之周到，让客人们个个都宾至如归。纳粹正是借助奥运会，为其迫害犹太人和扩军备战作了有效的掩饰，制造出德国繁荣昌盛、热爱和平的假象，让世界忘却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

昔日，希特勒通过德国举办奥运会，以民族主义征服德国之人心；今日，中共当局将奥运会作为头等大事，作为“千古盛世”的“面子”。昔日，希特勒鼓励民众制造大型的文体活动和庆典，这类活动具有相当的激情力度，以至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将经历一次“从蠕虫成为巨龙的一部分的变形”，同时感受到重新充满活力、获得力量和得到拯救。用历史学家格隆贝格的话来说：“这个政权无边的推动力来自这样一种能力，它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是一个立刻可以舍弃自身的无名战士，而不是一个根植于公民生活的个体。”如今，日渐失去民心的中共统治者也抱着类似的想法，这是团结民心的最后的机会了——尽管他们的想象力和审美感远比纳粹贫乏。当然，大小官僚们也顺便利用奥运工程来搜刮民脂民膏，奥运会是其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奥运会场馆亦是豆腐渣工程的又一次集体亮相。

当年，希特勒的奥运会办得有条不紊，高效率的极权主义官僚机器一旦运作起来，绝非民主国家所能比拟。柏林四处皆是横幅标语，体育场馆之宏伟也让人叹为观止。今天，中共办奥运会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外汇存底世界第一，财大气粗，何愁大事不成？

在奥运会让举国疯狂的虚火之中，十博士如果真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便应当理直气壮地提出如下建议：恢复高俅太史踢过的“蹴鞠”等古已有之的体育项目，抵制西方人喜爱的体育项目。如果硬要在中国办奥运会的话，就得按照中国自己的标准来比赛。昔日，国学大师王国维为殉传统文化而投水自杀，终成一曲近代之广陵散。我虽然不认同其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却对其知行合一的人格敬重有加。今天的十博士，面对奥运会遮天蔽日的阴影，有没有挺身反抗、大胆抵制以及大刀阔斧地改造之的真诚与勇气呢？

爱国者应当抵制所有西方的“舶来品”

近日以来，因为奥运火炬在欧美诸国传递的过程中受到种种骚扰，国内外的爱国者们倍受刺激，遂奋起捍卫“国家尊严”。五四运动以来“抵制洋货”的优秀传统，重新被激活。第一个遭到抵制的对象，便是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紧接着有网民起草了抵制沃尔玛、麦当劳、肯德鸡、星巴克等西洋企业的倡仪书，一时应者云集。由此可见，中国人堪称全球最爱国的国民，让一盘散沙似的洋人心惊胆战。

西方世界企图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羞辱中国，一会儿是西藏议题，一会儿是人权问题，这是近代以来他们惯用的伎俩。然而，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已非昔日“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满清王朝。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十三亿人拥有的消费能力不可等闲视之；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全世界有多少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如果十三亿人都齐心协力抵制某西方品牌，该品牌大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十三亿人都不给西方人生产产品，西方人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既然西方人不给我们面子，我们就不给他们利益，看谁的损失更大？那么，如何开始庞大的抵制计划呢？仅仅抵制以上几家超市、快餐、咖啡是远远不够的，对西方而言，只能伤其体肤，而不能动其筋骨，而不能痛其心肺。电影《投名状》中的土匪头子被招安之前说：“当匪，就要当大的。”那么，中国对西方“舶来品”的抵制，也要挑最大的来抵制，所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那么，什么是“大”的呢？

首先，我们要抵制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美帝国主义发明的“奇技淫巧”，其目的是腐蚀我大中华之人心。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互联网带来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网恋、艳照、骗子、流氓，让我们伟大的文明古国斯文扫地。故而，要爱国便要戒网，要“爱国”便不能继续当“网民”，“网民”的身份与爱国的诚心不可兼容，“网民”本身就是卖国的表现。爱国者，从今天起便告别网络，让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无计可施。

其次，我们要抵制飞机、高速火车和所有标注有西方品牌的汽车。中国的大飞机计划呼之欲出，据说二十年之后便能生产出与波音、空客相媲美的大飞机。那么，在此之前，只要是爱国者，就应当宣布拒绝乘坐西方生产的飞机。中国生产的大飞机，需要一个实验的过程。按照爱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建议，爱国者们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当实验品，如果飞机掉下来，便光荣地成了烈士，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别的资源不多，就是人多，每次死个几百人，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总有一天中国的飞机会超过波音、空客的！火车，汽车亦如是也。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大飞机没有升上蓝天之前，谁坐飞机谁就是汉奸。

再次，爱国者们不能将爱国停留在口水上，一定要付诸于实际行动。爱国者们要像“文革”时候那样，组织红卫兵，上街当纠察。一旦发现有人穿戴法国的名牌时装，无论何人，立即从其身上剥下来，用剪刀当场予以绞毁；一旦发现有人乘坐法国品牌的豪华轿车，无论何人，立即让其下车步行，并立即奋力将该车砸毁。当然，有钱消费这些奢侈商品的，大都是党国官员及亦商亦官者，但他们也不能逃避爱国之义务，也要接受爱国主义的再教育。另外，要对那些使用冒牌法国货的国人实行奖励，中国满坑满谷都是假路易斯威登，还要增加十倍的产量，如此这般，真货就会在中国绝迹，法国公司便会破产，我们不就高扬国威了吗？

最后，我们还要抵制奥运会。什么？抵制奥运会，那不是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被我们不齿的“卖国贼”才去干的事情吗？爱国者不是应当以首都北京举办奥运会为荣吗？中国人难道不是应当用生命来保卫圣火吗？错了，奥运会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是小小岛国希腊人发明并由法国贵族顾拜旦延续的洋玩意。中国人有自己的更好玩的游戏，何必步其后尘、接受他们制定之规则？所以，中国应当主动宣布取消奥运会，并惩办当年那些给党国出主意申办奥运会的汉奸们。如此，中国人方能扬眉吐气，让西方帝国主义不战而退。

广大的爱国者们，有这样的气魄和眼界吗？

谁有资格抵制法国货？

在爱国愤青掀起的反法浪潮中，法资背景的家乐福超市不幸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其实，家乐福销售的绝大多数都是便宜的中国货，无非白菜馒头、牙膏牙刷之类。遭到抵制之后，家乐福被迫将诸多货物退给供货商，倒霉的还是中国人自己。老百姓少去家乐福一次，少买几个苹果橙子、青菜萝卜，就可以打倒法国帝国主义吗？

平心而论，中国的老百姓虽然有资格爱国，但确实没有资格抵制真正的法国货。寻常老百姓家里，可能拥有动辄数万元的路易斯威登的高档挎包吗？可能设置酒窖储藏昂贵的法国红酒吗？老百姓是用不起地地道道的法国货的。所以，抵制法国货的伟大使命，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富人们的身上。

那么，中国的富豪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两年曾经完成了一份《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的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二零零六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百分之六十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的富豪大部分都是贪官和贪官的家人。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五百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五百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五千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而这个小集团正是奢侈的法国货的忠实拥趸者。以前，他们打飞的到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购买这些超级奢侈品；如今，这些专卖店开到了北京上海等“与国际接轨”的城市，甚至比总店还要富丽堂皇，他们便可以就近购物了。党国要员们鼓动以愤青为主体的老百姓以抵制法国货的方式来爱国，自己却不愿放弃法国货所带来的声色犬马的乐趣和幸福。

近日，大陆一个房地产富豪团赴台湾炒楼，成为台湾新闻界热情追捧的热点，他们以享受到类似章子怡的待遇而沾沾自喜。但是，他们又不愿被定位为“富豪”，他们希望台湾记者以“企业家”来称呼之。这个观摩团的带队者为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据传有国安人员的背景，遂再三对台湾媒体说：“我们不是毒蛇猛兽。”

团员当中有一对珠光宝气的夫妻，乃是北京顶级豪宅项目棕榈泉的拥有者曾伟、杨蓉蓉。媒体一度盛传曾伟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予以否认，但其身世仍然不为外人所知晓；杨蓉蓉是中共某高官的女儿，富贵骄人。这对夫妇如果没有特殊的背景，在侯门深似海的北京城，如何可能拿到一块块寸土寸金的土地并点石成金呢？

杨蓉蓉的“贵气”装扮，让见多识广的台湾媒体亦大跌眼镜：她手提一款价值十万美元的爱玛仕（HERMES）包包，腕上佩戴的则是价值七十万人民币的香奈儿J12的钻石手表。除了皮肤是黄色的，她浑身上下的行头全都是地地道道的法国货。她的一件首饰便足够让一家普通老百姓吃喝一辈子的了。

无疑，即便有一万名老百姓到家乐福去购买日用品，然后集腋成裘，亦难敌杨蓉蓉这样的贵客对法国奢侈品的倾力支持。换言之，只有像杨蓉蓉这样的高等华人才有资格和能力去抵制法国货。一旦这类高等华人开始抵制法国货，法国佬便真的会向中国人屈膝投降了。但是，这些血统纯正的太子党们，为什么偏偏不会像草根出身的愤青们那样热血沸腾地爱国呢？

愤青们的眼光应当集中到杨蓉蓉们身上，愤青们应当去招揽杨蓉蓉们说：“走，我们爱国去！”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近日，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大校接受央视访问，声称“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当拥有航空母舰”。近年来，中共军方高级官员时不时地对媒体发表“个人看法”，从军事科学院少将朱成虎发西方发动核战争的叫嚣，到空军副政委刘亚洲的若干军国主义的言论，均以“个人名义”发表。

其实，在中共铁桶般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在封闭的军队系统之内，哪里有什么“个人看法”呢？所有这些“个人看法”，无不是在上级的允许或鼓励之下，故意放出来探试国内民间的意见和国际社会的反馈的。近年来，国防科工委发言人黄强说中国有能力建造航母，该部门的主任张云川也透露，中共正在研制航母。而李杰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坚定地说：“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拥有航母。发展一个航母，绝不单单是航母问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它能够产生巨大的威慑力，很多情况下出动了航母，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

航母一直是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梦想。但航母真的就能够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国际上最不好用，不仅没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好用，也远不如香港特区的护照好用。之所以不好用，不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中国的独裁政治以及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公民素质的低下和诚信的缺乏。大量的中国公民不惜重金也要偷渡到异国他乡。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官僚和商人，在欧美各国神气活现地旅游的时候，也不改其随地吐痰、勇闯红灯、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使得西方人士不得不将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即便中国拥有了航母，难道以上种种情况就能迎刃而解吗？

在我看来，航母与“国家形象”毫无关系。据一份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在国际上国家形象最好的国家，是芬兰、瑞典、挪威、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航母。这些国家之所以具备良好的国家形象，不是依靠武力威慑，不是靠输出革命，不是依靠暴发户般的消费能力，不是依靠亿万民众的“统一思想”。恰恰相反，其优势在于重视教育和医疗，重视公民的民生与民权，由此让所有公民有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宽广空间。芬兰在“全球竞争力”评比中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台湾作家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分析说，芬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教育品质，在于公司伦理，在于政府的优质服务。这些指标能够依靠一艘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来提升吗？

近代以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痴迷于军事的强大。于是，李敖的“节约袜子买航母”的论调颇有市场。我却认为，靠航母、军舰、飞机、坦克等根本无法堆砌起一个真正的强国来。在没有航空母舰的时代，大清王朝也曾经拥有过一支强大的舰队。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清王朝的海军实力在全球海军的排名上位居前八位，特别是北洋舰队，那是李鸿章的看家宝贝，拥有六艘排水量巨大的铁甲舰，在东北亚海上可谓独树一帜、耀武扬威。然而，由于制度滞后，军事上的一枝独秀无法让满清实现“崛起”。这支舰队外不能拒强敌，内不能聚民意，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前车可鉴，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航空母舰。如今，中国的周边并没有一个国家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强邻日本战后走上了民主道路，虽然保守派的势力强大，仍然主动削减军费开支，在美国的制约下不敢轻言重新军事化。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韩国等，实力更是相距中国甚远。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军费开支却连年以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幅度迅速增加，敌人在哪里呢？中国民众不需要庞大而腐败的军队及军备，迫切需要的是政府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一个三分之一的儿童都不能完成基础教育的国家，即便拥有了如同泰山压顶般的航母，难道就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国民的自豪吗？

李杰先生的狂想，中共军队内外的战争狂人们的狂想，该醒一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