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茂华    文章来源：观察  2008-6-2

两张年轻英俊的面庞，一张是1940年被杀害于卡廷森林的波兰军官安杰德，另一张是1989年6月死于屠刀下的中国青年吴国锋，在2008年3月一个命定的日子里，于我眼中重叠、变幻、复活成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

一

1940年二战爆发初期，波兰遭受纳粹德国、苏联的双重入侵，弱小的波兰腹背受敌节节败退，面临被肢解的命运。两万多名波兰军官，这些大多由教师、建筑师、律师甚至艺术家组成部队的民族精英分子，被苏联军队俘虏，称其为波兰反动白军，押解至白俄罗斯的集中营。然后斯大林亲自签署的命令，在“不传唤囚犯，不提起公诉，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情况下全部秘密杀害于卡廷森林。1943年德国人发现了卡廷森林的万人坑，发现尸体是被手枪近距离对准后脑勺一枪毙命“典型的克格勃的做法”，宣布是苏联人所为。二战结束后，苏联人制作纪录片，宣称1941年德国占领卡廷后大规模屠杀战俘，将罪行推诿到战败的德国人身上。以后在苏联占领、波共统治50多年期间，谎言被强制重复成真理，波兰人民在高压下敢怒不敢言。

直到1992年，叶利钦派人将签有斯大林同意中央命令的克格勃秘密档案送交波兰总统瓦文萨，真相才得以澄清。半个世纪过去了，卡廷事件已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卡廷森林万人坑的森森白骨已化成灰烬。真相对于那曾经一张张英俊的面孔、身姿挺拔而帅气的军人，那些殒灭了的年轻鲜活的生命，有何意义？对于那些失去丈夫、父亲、儿子流泪泣血的亲属，可有丝毫弥补！无辜者的鲜血岂不白流？不，清算罪行是权力、责任，更是天道和正义。圣经上说“惟愿公平如滔滔大水，公义为滚滚江河”，两万多波兰军人的冤魂有权追问，他们的妻子儿女有权追问！上帝造人赋予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权利，我们每个人就有权力以上帝的名义追问！卡廷惨案的真相不仅在于他们到底被谁杀害，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什么样反人性的主义思想、什么样残酷的制度可以这样藐视天理、肆无忌惮的杀害生命？

八十二岁的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伊．瓦依达就这样追问了，用他史诗般的电影《卡廷惨案》。他的父亲正是一名被埋在万人坑的波兰军官。

瓦依达的电影语言无与伦比的精彩和深刻，震慑着观众的心灵。军官团最年轻的骑兵上尉安杰德的妻子安娜，兵荒马乱中带着小女儿在伤兵站寻找丈夫。女儿指着一件覆盖在尸体上的军大衣喊道：那是爸爸的大衣!安娜颤抖着用手揭开——下面赫然躺卧的是头戴荆冠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耶稣的尸体！无罪的羔羊，上帝的独生子耶稣，两千多年前就被罪人钉上十字架。瓦依达在控诉：血流成河的人类历史，是无辜者被强权屠戮的历史，人类的罪行把耶稣一次又一次的钉上十字架。我不知道瓦依达是不是基督徒，但这并不妨碍他用如此沉痛的语言表达对历史的谴责、对人类罪行的悲哀，以及他内心强烈的宗教情怀。画面中，骑兵上尉安杰德最终倒在卡廷森林的万人坑，21857名几乎同他一样年轻俊拔的军人一个接一个，在枪声与鲜血迸溅中倒下。毁灭！让优美有价值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观众眼前毁灭……，镜头还未结束，影片的尾声是让观众的眼睛沉没在一片死寂的大黑暗中……

二

镜头还未结束。看了《卡廷惨案》影片后的两天，我和朋友一行十人，驱车前往新津县扫祭6.4死难者吴国锋的坟茔。在县城吴家，我们首先见到的是死者一张镶在黑框里的生前照片。同样是年轻俊朗的面庞，微侧着、一幅英气勃勃的头像，黑色眼睛里充满了期待，21岁的青春洋溢着生命美丽的辉光。多好的青年，多可爱的儿子！十九年过去了，为父为母的，肝肠寸断，眼泪都已枯干，只是五脏六腑里伤痛何曾稍减？吴家苍颜白发的父母，含大悲、忍老泪，断断续续向我们叙述儿子生前死后的点点滴滴。

吴国锋1986年毕业于新津一中，同年以全县高考文科第一、四川省第七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爆发，读大学三年级的吴国锋是至始至终的参与者。5月30日他电告家人要求寄钱，准备骑自行车沿途散发北京的运动资料后回四川家里。到6.月3日下午，广场形势已经万分紧张，他身背相机骑车去街头拍摄运动场面。晚上镇压开始，不幸他的闪光灯成为目标。吴国锋被冷子弹先穿后背未死、热刺刀补戳下腹部数刀而亡。

吴老伯又拿出儿子的照片与我们大家传观。有他满含稚气的童年与父母的合影，有长成英俊少年的中学生模样，有刚考入大学、在人大绿影婆娑校园里潇洒影像，有在学生寝室与同学碰杯喝酒的照片，还有几张是他与美丽女友亲昵相拥的留影……，再就是吴国锋横尸京华的照片：紧闭的双眼，乌青的皮肤、嘴唇，身体上赫然的大洞和伤痕……，21岁的青春，嘎然而止。短短的二十多分钟，吴国锋的人生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真实得令人心悸的虚幻，现场气氛极度压抑，无声的伤痛让我们窒息。我们在座的都是当了父母的人，人之儿女，己之儿女，吴家儿子昨天被无辜屠戮，今天明天就可能举起屠刀指向你我的儿子！吴老伯指着儿子死后照片缓缓的说道：“这些是当时我拍摄下来的，留下为历史作证据。我是小老百姓，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吴老伯将儿子骨灰从北京捧回家后，在新津家乡设灵堂祭奠。有父老写挽联挂灵堂正中：爱国求学；不幸身亡。横批：恸其不寿，痛心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热血男儿吴国锋爱祖国，却被“国家”杀死！因为国家不是祖国，祖国不是国家。当时吴国锋母校的校长，到灵堂祭奠，与吴父抱头痛哭失声。悼念他的家乡父老络绎不绝，人数太多，远远超于其亲友范围，三天后被当局勒令撤灵。

中午，在吴老伯夫妇的带领下，我们前往离县城三公里的山上墓园扫祭。是日春气薄寒，天色阴沉，细雨霏霏漫天飘忽。见吴国锋坟上的野草一枯一荣，已过了十九个年头。我们皆肃穆立于墓前，轻轻将手中的鲜花瓣洒在坟上，生怕惊扰了一抔黄土下烈士那一颗热血的灵魂。同去的有基督徒三人，站在墓前为吴国锋轻声诵读《圣经》中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驱车回成都的路上，一行人都沉默无言。公路两旁的油菜花一片接一片的金黄，在晃动的黄晕中，我的脑海中始终看见两张同样年轻俊朗的脸庞，一张是中国青年吴国锋微侧着的头像，另一张是波兰军官安杰德著笔挺军装的肖像。安德杰和他两万精英同伴被杀，为屠夫们在几年后建立的波共傀儡政权开辟了道路。吴国锋和他的同学被屠，换来二十年极权的稳定和贪腐。主义杀人，思想夺命！人世间的荒谬和大恶，岂分什么种族国度。

英魂不朽，我以此文纪念他们死于二十世纪的两次屠杀。

本站附录：  刺刀下的冤魂

按一般军事常识，两军对阵只有到了最后关头才会发生白刃战，俗称拼刺刀。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1989年的那场杀戮中，竟有一位青年死在了戒严部队的刺刀之下，而死者竟是一名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当时他身上已连中数弹，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那时的情景，我无法想象，也许在电影里可以见到。

 

死者叫吴国锋，男，出生于1968年7月3日，时年不满21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86级学生。

吴国锋的死讯是我丈夫从北京邮电医院带回到学校的。那是在1989年6月4日的清晨，当我们得知儿子在木樨地遭到枪击的消息后，我丈夫立即奔赴邻近的各家医院，心想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把他找回家里。但是，一连找了几家医院都没有儿子的下落，最后，他来到了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在该院，他翻阅了登记在册的所有死亡者名单，又找遍了存放在该院的28具尸体，也都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正待离开，该院的一位大夫向聚集在大门口的人群大声询问：“你们这里有人大的吗？我们这里有一具尸体是人大的学生，能不能带一个信给你们学校，请校方把尸体拉回去。”我丈夫一听说有一位人大的死者，以为是自己的儿子，

但当他接过这位大夫手里的小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的名字却是“吴国锋”三个字。他带着一种绝望心情回到了学校，把那张小纸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

这以后，我和我丈夫被儿子的死击垮了，再也顾不上别的。当我们再次想起吴国锋这个名字的时候，时间已几个月过去了。为了求得同难者的相互安慰，我们曾试图从死者所在系的领导、老师、同学那里打听寻找死者亲属的线索，但都失败了；我又曾通过朋友从死者家庭所在的省区去打听其亲属的下落，结果也失败了。本来，可以从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查到死者的家庭地址，但据悉所有在“六四”中丧生的学生，他们的档案都封存了，任何人都无权查阅。至此，我几乎放弃了进一步寻找的念头。但是，这件事一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难以忘怀，更难以放下。

记得是1997年的秋天，我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同学去南方我们乡间的住所看望我们。闲聊间，有位老同学无意中提到他儿媳当年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六四”期间被打死了，死者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还以为这是新发现的一位死者。于是，我请那位老同学转告他的儿媳，希望她能提供死者的详细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后来这位老同学告诉我，他儿媳原来保存有那位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可时间久了也就丢失了。所幸她从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不甚确切的地址，让我写一封信去试试。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按所提供的地址试着给那位死者的亲属写去了一封信。事情出乎我的意外，不几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邮编均有错漏的信件对方既然能收到，而且给我写来了回信。我这才发现，原来给我回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八年来苦苦寻找的吴国锋的亲属。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为死者亲属在信中描述的那些年来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落下了眼泪，但我又为最终能够找到这家难属而感到安慰和庆幸。

我从这家难属的回信中得知，死者吴国锋系四川成都新津县人。父亲在县城开一个小铺，做一些小买卖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吴国锋1986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他是县里“解放后”40年来第一个考上这所重点大学的，当时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来，在89年的5月底，吴国锋曾向家里发过一封电报，要家里寄一点钱去，说他就要回家了。然而，次后家里再也没有得到儿子的任何信息。吴的父亲在信中对我说：

6月8日上午9点，镇政府派人通知他去谈话，他到了镇政府，镇上的共产党书记对他作了如下的问话：

“你的儿子怎么样？”

“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

“这次天安门绝食，有没有你儿子？”

“我不知道。”

“你儿子是不是暴徒？”

“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儿子在北京读书，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已经把钱都寄去了。”

这位书记停顿了一下，然后对吴的父亲说：“老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这时，吴的父亲猛然站了起来对书记说：“你们这是骗我的，我不相信。”

那位书记不得不把省里怎样通知县里，县里又怎样通知镇上的情况向吴的父亲说了一遍。

吴的父亲一下子扛不住了，因为不容他再有任何怀疑。他说镇政府离他家里不过一百多米，但他却觉得路途是那样的遥远。他是拉住水沟边的小树枝一路踢踢撞撞回到家里的。到了家里，他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老伴，老伴哭得死去活来，随即昏了过去。周围邻居都围到了他家里，问出了什么事，当大家得知国锋遇难的消息后，顿时哭声、骂声混成了一片……。

 

吴国锋死得很惨，实在太惨了。他身上一连中了四枪，肩、肋骨和手臂部位都有枪伤，但致命的一枪是在后脑勺上。据吴的亲属讲，这后脑勺的一枪弹孔有筷子那么大，里面冒着血浆。他们在整理吴的遗体时，还发现死者的肚脐右下方，有一条7-8公分长的刺刀刀口，在吴的双手手心，有被刺刀勒过后的伤痕，那是吴国锋在被刺刀刺下的那一刻用尽所有力气抢夺刺刀时留下的。可以断定，吴最初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戒严士兵又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后是后脑勺上那致命的一枪，夺去了吴的生命。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吴的遗体从上到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位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考来北京的优秀大学生，就这样死在了戒严部队的枪弹和刺刀下。

6月10日，吴国锋的父母从成都乘火车赶到北京，两天一夜未沾一点饭食，未合上一会眼。

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要他们先休息，第二天再谈事情。第二天上午，国锋所在系的领导向他们通报了国锋遇难的情况，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吴的父亲对校方说：“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请你们帮我们找一个冷藏柜，把国锋的遗体从北京运回四川，所有费用由我付。”校方问为什么？吴父说：“因为他有爷爷、奶奶，有姐姐、弟弟，姑姑，都想见国锋一面。”校方答复说：“这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其他都好说。”最后，经多次交涉，校方允许家属照几张遗体相片带回去，但要求家属严守秘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么几张遗体照片了，这是历史的见证，证明共产

党领导的所谓“人民子弟兵”，竟是如此的野蛮和残忍！

 

6月12日，吴的亲属在西单邮电医院为国锋举行了告别仪式，国锋的在京同学都到了，但由于当时北京处于全城戒严的状态，学校其他系的学生却被校方劝阻了。吴父对我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我们抬着花圈从学校出发的时候，很多同学，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向我们询问是不是国锋的父母，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们就上前向我们鞠躬，说：‘爸爸妈妈，别悲伤，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们一定要为国锋报仇！’”可以想见，那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怎样一个悲壮的场面啊！我想，当时在场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国锋的遇难给吴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几乎瘫痪，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独自走路；母亲得知儿子遇难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脑痛后遗症，一想起儿子就头痛，一见到国锋的同学就哭，引起视力严重下降，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些情况我都是后来知道的。1996年我与这个家庭建立了联系，如今已7年过去了。2000年春天，我与我丈夫去外省看望难友，第一站就去了四川。我们愿想从重庆经成都再去新津县吴家的，但一到重庆就受到当地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脱身。最后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只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家里与国锋的父亲和弟弟见了面，而且只耽了20分钟。然而就这短暂的会面，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里谈不上什么公民自由啊！。1989年一场血腥的大屠杀，留下了那么多失去儿女的父母，他们遭受的伤害和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连这一点点同难者之间的相互安慰都要受到政府当局的限制和干涉，天下还有什么公理可讲！

然而，普通百姓又是怎么对待“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父母的呢？吴父告诉我，当年国锋的骨灰迎回家里后，他们在临街的铺面房为他安排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一连几天，都有很多乡亲前来吊唁。吴父对我说：“我这30平米的铺子，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批一批的来人不断。”

但三天后镇里的干部来干涉了，他们对吴的父亲说：“灵堂已经摆了三天了，可以不摆了。”

吴父问：“为什么？”

来人答：“后天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我们这里有许多农村干部，他们恐怕不能理解你的心情，不理解就会发生冲突，引起矛盾。我还是劝你撤了吧。”

镇上既然这样说了，吴父并不坚持，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铺面的灵堂可撤，但必须答应他把灵堂设在家里。他说，国锋的死在当地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即使他把灵堂移到了住家，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前来吊唁，包括一些从乡下到县城来赶场的，他们先前与吴家素不相识，都是一些正直的农民。

在以后的几年里政府有关部门多次来吴家劝说吴的父亲把儿子的骨灰埋了，说是“入土为安”。但吴父断然拒绝。他对来人说：“除非把我枪毙了，同儿子一起埋！”来人一定要他回答“什么时候才埋？”吴宰钉截铁地说：“摆到国锋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吴的父母是坚强的，但这个家庭却是悲惨的。2000年春天我们与吴的父亲和弟弟见了一面之后，吴家又连遭厄运。吴家唯一能寄于希望的二儿子，也就是我们曾经见到的国锋的弟弟，不久又患了尿毒症，经家人多方奔走，包括我们难属群体为他们向海内外呼吁，都无法凑满为病人换肾的高昂费用，结果不到两年，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紧接着，吴父本人的肾上又患了恶性肿瘤，再一次把这个家庭抛入了绝境，最后不得不把那个坏肾切除了，才保住了性命。

那么多灾难都落到了这个家庭的身上，日子的艰难、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了。

前不久吴父给我来信，他感谢这么多年来海内外朋友们对他的关心和安慰，给予他经济上的人道援助。他对我说：“我要好好活下去，我需要办的事情还很多，为了儿子，为了众难友，为了讨回公道，我一定要活下去！”

吴的父母是勇敢的。这些年来，他们夫妇俩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为控告“六四”大屠杀的元凶李鹏提供证词，为此他们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警告，但他们没有后退，更没有放弃。我们这个群体，就是由这些吓不倒，打不垮的难友们凝聚起来的。他们对得起死去的亲人了，对得起所有在“六四”大屠杀中遇难的共和国公民了。   （2003/12/12）

 

 

 

两张年轻英俊的面庞——纪念二十世纪两次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