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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6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那场劫难中,无数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留下了一大批无辜的伤残者。五年来,这些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而且时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各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 我们对这个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是在89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死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1991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加紧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93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更广泛地开展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人道救助机构的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争取到海外有关机构和人士的一些捐助,但所得金额有限,难以解决受难者的实际困难,如孤寡老人的生活、医疗费,幼小遗孤的抚养、教育费以及重残者的治疗费,等等。加上目前中国物价飞涨,一般人都感到生活艰难,何况失去了亲人的受难者家属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者。 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下面对已寻访到的“六四”受难者群体的情况作一概要的介绍: (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寻访到并取得联系的死难者家属共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约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家。目前寻访工作仍在进行,线索不断扩大,有一批个案正逐步落实,预计需要救助的人数会愈来愈多。 (二)在60多家遇难者家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病困老人者27户;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其中有三户遗孤是孪生子女,另有三户还有病困老人,有一户是特别困难户。 (三)在伤残者40多人中,留有严重后遗症者25人,其中7人已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有5人至今仍在治疗中。 (四)除上述需要重点救助者外,其他受难者也需要有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认为,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力求减少中间环节,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丁子霖 1994.1.21日
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
在1989年6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那场劫难中,无数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留下了一大批无辜的伤残者。五年来,这些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而且时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各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 我们对这个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是在89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死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1991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加紧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93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更广泛地开展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人道救助机构的响应。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魏京生先生十分关心“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境况,93年秋出狱不久即找到丁子霖女士,表示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慰问和真诚关心,热情支持对这个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多次通过海外媒体向国际社会呼吁,并与海外人权、人道组织协商救助事宜。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争取到海外有关机构和人士的一些捐助,但所得金额有限,难以解决受难者的实际困难,如孤寡老人的生活、医疗费,幼小遗孤的抚养、教育费以及重残者的治疗费,等等。加上目前中国物价飞涨,一般人都感到生活艰难,何况失去了亲人的受难者家属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者。 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下面对已寻访到的“六四”受难者群体的情况作一概要的介绍: (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寻访到并取得联系的死难者家属共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约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家。目前寻访工作仍在进行,线索不断扩大,有一批个案正逐步落实,预计需要救助的人数会愈来愈多。 (二)在60多家遇难者家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病困老人者27户;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其中有三户遗孤是孪生子女,另有三户还有病困老人,有一户是特别困难户。 (三)在伤残者40多人中,留有严重后遗症者25人,其中7人已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有5人至今仍在治疗中。 (四)除上述需要重点救助者外,其他受难者也需要有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认为,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魏京生先生、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魏京生 丁子霖 1994.1.21日
关于给予“六四”受难者人道救助的呼吁
在1989年6月发生在中国北京的那场劫难中,无数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留下了一大批无辜的伤残者。五年来,这些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承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任何关心和帮助,而且时时处于当局有关部门(如各单位治保会、街道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们尚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一长,也就渐渐淡漠了。如今,他们已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 我们对这个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是在89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死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1991年丁子霖女士(死难者蒋捷连的母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的“六四”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自此,由丁子霖女士出面,联络其他死难者亲属和好心的朋友,加紧了“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93年丁子霖女士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虽因受阻未能成行,但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处境,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并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更广泛地开展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人道救助机构的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争取到海外有关机构和人士的一些捐助, 但所得金额有限,难以解决受难者的实际困难,如孤寡老人的生活、医疗费,幼小遗孤的抚养、教育费以及重残者的治疗费,等等。加上目前中国物价飞涨,一般人都感到生活艰难,何况失去了亲人的受难者家属和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者。 据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外国朋友,基于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 下面对已寻访到的“六四”受难者群体的情况作一概要的介绍: (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寻访到并取得联系的死难者家属共约60多家,伤残者(仅限于留有后遗症者)约40多人,两类相加约100多家。目前寻访工作仍在进行,线索不断扩大,有一批个案正逐步落实,预计需要救助的人数会愈来愈多。 (二)在60多家遇难者家属中,独生子女遇难且留有孤寡病困老人者27户;留有遗孀遗孤者16户其中有三户遗孤是孪生子女,另有三户还有病困老人,有一户是特别困难户。 (三)在伤残者40多人中, 留有严重后遗症者25人, 其中 7人已基本丧失劳动或工作能力,有5人至今仍在治疗中。 (四)除上述需要重点救助者外,其他受难者也需要有经济上的帮助。 我们认为,对“六四”受难者的救助,不管来自任何方面,都只是属于纯粹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目前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成立任何有形的人道救援组织,只能通过个人联系救援事宜,暂时可由丁子霖女士全权负责,力求减少中间环节, 以保证所得救援款项全部用于受难者及其家属。
丁子霖 1994.1.21日 联系地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四十三号 邮编:100872 电话:2563399-3132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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