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西苏卢夫人及各位朋友：

我十分感谢大会组织处邀请我出席此届大会，但由于我至今未收到邀请函文本，因此也就无法前去参加会议，与朋友们相见。尽管我被阻隔在遥远的中国，但我心系维也纳，每天通过电波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程。我衷心祝愿大会获得成功！

我，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在中国八九“六四”屠杀中失去儿子的母亲，能够被列入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非政府组织代表的邀请名单中，感到十分欣慰。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中国八九“六四”的无辜罹难者并未被世人所遗忘，他（她）们的遗属——悲苦无告的父母、妻子、儿女也未被世人所忽略，他（她）们的命运正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善良人们的关注。我此刻内心充满激动，由于未能前去出席大会，只能以书面形式向庄严的大会表述我的想法和意愿。

中国政府对“人权”这个概念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声明人权首要的是人的“生存权”。我暂且不介入有关人权概念的争论，只想在这里从特定的角度用事实来说明当今中国人权之实况，让朋友们真切地了解在今天的中国，被政府公开承认的“生存权”，究竟是怎样得到中国政府“保障”的？

中国八九“六四”这个梦魇般的日子虽然过去四年多了，然而这个事件给人类文明所造成的耻辱却永远刻印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这是任凭怎样的权力乃至于暴力都无法抹去的。

中国政府口口声声尊重公民的生存权，然而在四年前，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生存权竟在一夜之间被机枪、坦克所剥夺，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吗？为此，中国政府多次声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我不知道政府所指的这个天安门广场方圆究竟有多大？但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我的儿子蒋捷连和我的难友们的亲人很多就是倒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心点向左右（东西）延伸的、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称的东、西长安街上的。血和泪已经将这铁一般的事实凝结成了历史！

我作为死难者的母亲，无法忘怀躺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儿子。我要让世人知道，他（她）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本来也是属于他（她）们的，而现在他（她）们已经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还要让世人知道，他（她）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怎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西路戒严部队从西郊五棵松、翠微路一路扫射东进至木樨地桥头，遭万余民众堵截。十一时许，该地也响起了机枪的射击声，第一批学生和民众倒下了，在这倒下的人群中，就有我十七岁的儿子、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蒋捷连（关于蒋捷连遇难前后的情况，这两年来海外有多次报道，这里从略）。与我的儿子几乎同时倒下的，有一位是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当时三十岁的郝致京。他于被杀害的前一年才访美归来，新婚不到一年，又是年逾古稀双亲膝下的独生子。他左胸中弹，被民众送往复兴医院，不治身亡，直到七月四日才找到尸体。在木樨地戒严部队接连扫射多次，相继倒下的有北京大学化学系青年教师萧波，这一天正好是他二十七岁的生日。他是特意从学校赶到木樨地劝说他的学生返校的。萧波死后，留下了一双出生仅七十天的孪生子。与萧波同时倒下的还有机电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工程师、二十七岁的袁力，他遇难前刚获赴美签证。他十一时许刚从甘家口住所出门不久便胸部中弹遇难了。相当一段时期，他被作为海军总医院的第二号无名尸存放在该医院，直至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家人认领火化。与袁力的尸体存放在一起的第三号无名尸，后来也被亲属认领回去了，他就是四通公司职员王超，三十岁，婚后才一个月。与袁、王存放在一起的第一号无名尸是北京市五十七中学的高三学生叶伟航，十九岁，六月四日凌晨两点在木樨地遇难，他右肩、左胸各中一弹未死，倒地后右后脑又被补了一枪，立即死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来自江苏南部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的陆春林也是倒在木樨地的。他临终前用尽全身仅剩的力气把身上所有的物件托路人交给所在学校，以此向学校报个死讯。

随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方向的突进，被剥夺“生存权”而倒下的人们也越来越多。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的八四级应届毕业生段昌隆，前不久刚找到工作单位。他父亲四十四岁时才有了这个儿子。这天夜里，他在学校实验室里放下了尚未做完的实验，从城区后海家中骑车出去，到达西单民族宫附近，恰遇戒严部队与堵截民众相持。他上前劝解，却遭胸部中弹，被路人送往附近的邮电医院，未及医治便停止了呼吸。与段昌隆同时身亡于邮电医院的还有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张瑾。她是职业高中外贸专业的毕业生、国贸中心培训班学员。张瑾那天与其男友见到军队开枪扫射，便一起躲进民族宫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尽管这样，也未能躲过这场劫难。四日凌晨张瑾头部连中两弹，倒在男友的脚下，送邮电医院不久去世。同时停放在邮电医院尸体堆中的还有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吴国锋。他是四川某县城唯一的一位大学生，三日晚他背了一架照相机离校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这位死者的名单是我丈夫在四日晨寻找失踪儿子的下落时从邮电医院带回学校的。

六月四日凌晨，随着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逼近天安门广场，疯狂的追杀仍未停止。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一辆坦克飞快地驶向正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走在便道上的学生队伍，当即有数人（六、九或十一人，说法不一）丧生于坦克履带之下。走在学生队伍头排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八六级学生、二十一岁的王培文，以及走在队伍尾部的该学院同系八八级学生、还未满二十岁的董晓军，均被那辆坦克碾死，连完整的尸体都未留下。

越是临近天安门，其情景更为悲惨。月坛中学高二学生、十九岁的王楠，在南长街南口，子弹穿过他的头盔，但并未立即死亡。他倒在街口，脑浆流淌在地上，民众自动组织起来的救护队前去抢救，却被戒严部队阻止，说是“暴徒”不准抢救。据目击者说，王楠在南长街口躺了约有两个小时左右才被移走，后不知去向。他的家人找遍了北京二十多家医院，终于在西城护国寺医院的冷冻室里找到尸体。原来六月四日清晨王楠及其他一些遇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的收尸队匆匆挖了土坑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二十八中门前空地上，与王楠同坑掩埋的还有两具尸体。由于掩埋得仓促，又正值盛夏，未及数日，该处便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当局才又把尸体悄悄挖出重新“处理”。但此时尸体已经腐烂、长蛆了。王楠遇难时穿一身军便服，因疑为军人，经办人不敢贸然处理，才把王楠的尸体存放在护国寺医院。

 

以上这些死难者都是在天安门西侧西长安街倒下的，在天安门东侧，同样有不少学生和民众未能逃过劫难。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工程师于地，三十二岁，生前曾获电热膜发明奖。六月四日凌晨二时至四时之间，他站住东长安街南池子至历史博物馆一带的民众队伍中，在戒严部队向人群扫射时，他第一批被子弹击中，伤及肝、肾、肺等八个脏器。他被民众送往协和医院，先后做了四次大手术，摘去一肾，仍不治，于六月三十日与世长辞。与于地相近时间中弹的另一男子是二十四岁的杨明湖。他是国际贸易促进会法制局的职员，这天刚从广州出差回到北京家里。他听说外面开枪了，不敢相信，想亲自去看个究竟。六月四日凌晨戒严部队在天安门东侧公安部门前向人群扫射时，他腹部中了“炸子”（外表看不到多少伤痕、血迹，子弹在体内炸开），膀胱、骨盆被粉碎，虽被民众及时送往同仁医院做了救治手术，但术后高烧不退，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中逐渐走向死亡，于六月七日在同仁医院离开了人世。

如果说，六月三日至六月四日这场杀戮是为了天安门清场的需要，那么为什么在戒严部队已经占领天安门广场数日之后还要继续在北京街头滥杀无辜，剥夺和平居民的“生存权”呢？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规划设计所《村镇建设》杂志编辑、三十一岁的安基于六日夜十一点多与一群朋友（共五男二女）结伴上街，来到南礼士路路口，被戒严部队喝住，未及申辩，在一阵扫射中，安基与另外两位男青年同时中弹身亡，他们身边都留下老母、寡妻、幼子。那两位女青年只因跪地求饶才幸免于死。

 

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在中国首都北京街头丧生的男女青年，只是我所寻找到的“六四”死难者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死难者家属，慑于当局的压力，不原公开死者的姓名和有关情况，其实他（她）们承受着更加难以言状的痛苦。我在这里默默地为这些不幸者的境遇祈祷。但是，就我所提到的死难者而言，他（她）们无一不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生前或者学业优良，或者工作勤奋，不少人曾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过贡献。他（她）们惨遭杀身之祸的唯一“罪过”，就是不该对自己的信念过于执着，不该在人们遭受劫难的时候走上街头。

八九“六四”这场杀戮已经过去四年多了，逝者长已矣，而给生者—那些年迈体弱的父母、孤苦无依的遗孀、嗷嗷待哺的孤儿又带来了什么呢？下面是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中耸立着的一冢新坟，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墓志铭”：

 

恸哭我儿

未及而立之年

猝然离世

吾家希望之星

突然陨落

天公如此不公

唤走有志青年

留下古稀双亲

吾儿七七坠地

六三升天

短暂一生

不幸始终

全家心碎

永失欢笑

立碑志哀

 

这段血泪凝成的文字道出了“六四”遇难者家属悲苦绝望的心声。对于“六四”遇难者家属来说，确实已经不再有欢笑，留给他（他）们的只是痛苦和哭泣。有一对年逾古稀的父母，自失去爱子后，神情淡漠，沉默寡言，但他们心底并不平静。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祈求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能亲眼看到云开雾散的一天。

政府对“六四”这一事件采取了不准谈论、让人遗忘的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死难者家属从周围得到的温暖和同情也越来越少。尽管政府的高压并未使他们低头，然而人世间的冷酷、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常常使他们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位妈妈四年来渐渐变得异常的沉默，沉默得可怕。她不再肯对人提及在那场浩劫中死去的十九岁的儿子，仿佛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但她的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人整个儿变了一个模样。

有一位妈妈几度痛不欲生，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她难以控制自己的时候，就在夜深人静之时，来到空旷无人处痛哭狂喊。

有一位妈妈平时克制住悲痛，但等到清明、周年时，就扑倒在儿子的墓前恸哭不止，尽情宣泄。

还有一位母亲，每逢清明、“六四”这样的日子，无法呆在女儿生前生活过的家里，总是走出家门穿行于大街小巷，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久久不愿回家。

有一位死者的妻子实在难以遏止自己的怨愤，时时企盼能遇到同命运者一起诉说心中的悲苦。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次，当她为自己的丈夫扫墓时，她悄悄地在一位不相识的死难者的骨灰盒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联络地址，从此，她摆脱了孤寂无助的境遇。

我本人作为这些母亲和妻子的同命运者，同样经历了“六四”后冷酷、悲苦的日日夜夜。我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到了严重的损伤。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六四”两周年前夕打破了沉默。我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采访，谴责了两年前的那场大屠杀，用事实驳斥了中国总理李鹏有关“六四”事件的谎言。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招来了当局对我一年多的整肃和迫害，终于在“六四”三周年前夕遭到党内除名（“六四”后党员重新登记时我拒绝了履行登记手续）和停止（实为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处分。这一切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以致多次突发心绞痛。

 

那么，面对这些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中国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也就是“六四”屠杀后的一个月，受中国政府控制的香港《文汇报》刊出了一条消息，标题为“戒严之下坦然宣布误杀群众后事办妥死者家属未称不满”。全文为：“[香港中通社北京七日电]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松今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北京“六四”事件中被误伤死亡的群众，后事已作妥善安排。俞晓松说，对于确实属于误伤死亡的群众之家属，政府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安排，抚恤金按每个死者家庭的不同情况核发，一般在一万至两万人民币之间。对于死者的子女，政府则抚养至十八岁，并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进行了妥善安排。俞表示，至今为止，死者家属还没有对后事处理不满意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作为一个死难者家属，曾经多次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对我儿子的死作出正式的结论，是误伤，还是“暴徒”，必须有一个负责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哪一级政府部门对我的要求予以正式的回答。有位母亲曾经愤怒地要求有关部门把她被杀的女儿定成“暴徒”。她说，我女儿不能死得不明不白，总得有个说法。但是，对这样一个要求也居然无人理会。所谓“对于确实属于误伤死亡者”云云，纯属欺人之谈；事实是，我所接触过的死难者家属，没有一家得到过有关当局的正式结论。至于所谓对死亡群众家属“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安排”，“核发人民币一万至两万元”等等，我不知道发给了哪一位死难者家属，但我所接触和了解的死难者家属，均未收到过这样一笔抚恤金。这里，我可以举出这样的事实：香港《文汇报》那则消息刊出后，曾有死难者家属直接给那位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松写信询问，要他对《文汇报》所刊登的消息说个明白，可是至今石沉大海，没有只字答复。

当局究竟是怎样“认真”、“严肃”、“妥善”安排我们这些死难者家属的呢？请看以下事实：

在八九年六月中下旬认领到的死者遗体，都必须由公安局开具“非暴徒”的身份证明，才准予火化。为了让死去的亲人能被允许火化，有些亲属不得不同意在死亡证上填写“外出死亡”的字样。

在“六四”屠杀后不久的政治学习和清查运动中，各单位党政部门逼迫死难家属参加“学习”，以提高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承认“平暴”有理，并要求写出政治小结，否则过不了关。

当局对有些死难家属还发出警告，不得透露死难家属的身份，不准接受记者采访，否则不得继续在死者单位居住。

对有的死难家庭实行监控，当局通过街道或居委会监视死者家属与外人的接触，并且检查来往信件，尤其是来自海外的人士及信件。有的家属因此不断受到盘问。每当清明节或“六四”周年，这种监控尤为严密，使得一些死难家属常常处于恐惧和行动受到限制的状态。

更有甚者，连清明节和“六四”周年死难者家属为死者扫墓，当局也要调派大批军警“维持秩序”，使得正常的悼念活动受到不应有的干扰，墓地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有的“六四”死难家属，尤其是一些孤儿寡母，迫于生活困难向死者所在单位的领导提出抚恤的要求，但得到的答复是：必须承认其亲人属“正常死亡”才发给少得可怜的抚恤金（人民币八百元），否则一分不给。至于遗孤的抚养费，只是一些开明的领导才勉强答应发给每月五十元，据说还是瞒着上级机关的。“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尚有一些好心人给那些孤儿寡母少许经济上的帮助，但时间一长也就难以为继了。现在，这些死难亲属几乎成了被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

 

朋友们，这就是中国人权状况之一角。四年前，我们的亲人无辜被机枪、坦克夺去了生命。四年来，我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物质上、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人权这一人类理应普遍享有的权利，在当今的中国，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死难家属来说，不过是一件奢侈品。我们失去了享受正常生活的权利，失去了自由行动的权利，失去了向世人诉说自己痛苦的权利，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权利。

我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八九“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命运，给予他（她）们爱心和抚慰。

我呼吁：联合国成立专门机构，独立、公正地调查中国八九“六四“屠杀事件，向世人公布事实真相。

我呼吁：联合国责成中国政府遵守诺言，公布“六四“死难者名单和人数，并组织独立机构，对每一位死难者及其家属作出个案交代，责成中国政府对上述家属作出妥善的安排，包括必要的抚恤和生活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  丁子霖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

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书面发言（1993年6月）

丁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