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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敏 文章来源：RFA 2008-6-4
----“六四”难属丁子霖
“看见废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六四’被枪杀、又被埋在天安门广场边二十八中学门外东边草坪的儿子王楠。――”六四“难属张先玲 “看着孩子（吴向东），子弹（开花弹）是从前面射进去的，后面出来。前面子弹眼儿只有一个厘米，后面出来就起码有五、六个厘米大，伤口的肉都烫得圆圆的。”――“六四”难属徐珏 “我就是在十九年前今天（6月3日）夜里一点二十分在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左腿，现在还是残疾”。――“六四”伤残者齐志勇 “回到家以后，我一看他（叶伟航）的东西，桌上摆的是他高三的语文课本《纪念刘和珍君》……――”六四“难属尹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8，06，03） *汶川大地震后的“六四”十九周年祭* 今年“六四”十九周年，正值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之后。据中国民政部报告，截至6月3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107人遇难，失踪18230人。 几位“六四”难属在“六四”十九周年前夕接受采访，谈他们今年为继续寻求“六四”真相，切实尊重生命价值，所选择的特殊祭奠方式，以及他们的心情。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几小时后被封锁* 北京时间28日上午八点“天安门母亲”网站正式开通，几小时之后，就遭到当局有关方面的封锁。在北京的“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说：“半天不到，就被封了，现在必须用代理服务器才能看得到。” *八九“六四”简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当时各界游行录音片段） <呼喊>“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实况录音剪辑片段）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 （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趟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人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丁子霖女士：儿子蒋捷连在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四班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丁子霖女士说：“小连是在二十九楼……本来两个地铁口之间，二十九楼前面有一个长的花坛。小连和他同学赶到那儿就赶上开枪，他们就‘猫’着，躲在那花坛后边。开始开枪以为是橡皮子弹，小连个子高，‘猫’着，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背进来，穿透心脏，没留在体内，又穿出去。他的同学在旁边，同学比他矮，就是脚上擦破一块皮。他们两个人结伴去的，小连还跑了两步，说‘我可能中弹了，你快跑吧’，他跑不动了，说完就跪倒，趴在地上，就此昏迷过去了，血流如注。同学告诉我，民众先用平板车，后来看他血流得太厉害，一直昏迷不醒，马上又截了辆汽车……他就此再也没醒过来。后来儿童医院出的死亡证明，说‘来院前已死亡’，所以我知道他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 *丁子霖与“六四”难属群体*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她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188位死难者的亲属和71位伤残者。这些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当局对“六四”难属“三项诉求”和对话要求未予答复* 今年2月28日，127位1989年“六四”受难者家人和“六四”伤残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题目是《天安门母亲的呼吁：关于“六四”，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 早在1995年他们发表的公开信里，已经形成了‘三项诉求’，概括起来是三句话‘调查公布’六四‘真相，依法进行赔偿，依法进行刑事追究’。到现在为止，他们年年写信，重申这三项要求。 当局至今对上述要求都没有给予答复。 *丁子霖女士：“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建立* 多年的盼望――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后几小时就遭封锁，丁子霖女士当晚接受采访，先谈这个网站的建立。 她说：“现在是网络时代，有各式各样的网站。这么多年，在我们的抗争中，天安门母亲网站得到很多友情网站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海外媒体，包括你们台，能够帮助我们及时把呼吁、诉求、心声传达给大家。对此，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一直都心存感激。 但是作为一个受难者群体，看见人家的网站我们很羡慕，几年前我们就有这个心愿，盼望能有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网站，充分把我们群体的活动，所思所想和诉求告诉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传递出去。 难属年纪大了，与时间赛跑的迫切――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促使我们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先后和我们一起在公开信上联署的难属，离开人世的已经有十八人，每年都有。这让人既心酸，又感到很迫切，我们也许看不到讨回公道的一天，我们更需要和时间赛跑，尽我们微薄之力。 寻求真相，留给历史―― 我们觉得，光是说‘我永不放弃，我会坚持，我会继续’还不够，要趁我们还在、头脑还清楚、还跑得动、说得清楚、写得动的时候，把我们寻访到的真相、做过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及我们所想到的，都作为一个数据库保存起来，留在人间，留给历史。 将来即使我们看不到这一天，自有后来人，根据我们所留下的材料，为‘六四’讨回公道。这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活着一天，就必须做实事。 出版书，国内买不到；汇集资料，对得起倒下的人―― 我以前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尤其是在海外朋友的帮助之下，先后出了三本书，但是这些书要买得到才能看得到，（被禁）买不到还有很大局限性。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能普及很广，还有很多书里没有写到的，很多图片，保存下来了的许许多多，我们现在公开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这些分散在各个地方的资料、埋在难友们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整理出来，给大家留下，才能对得起我们死去的亲人，对得起和他们一起倒下的人，也对的起自己的良心。 “IFC爱抚思志愿者团队”的技术援助―― 难友们达成共识，但真做起来很难，年纪都大了，每人几乎都有这个那个病，精力有限，会电脑的太少了。 这时，我们和‘IFC爱抚思志愿者团队’共同主办这个网站，爱抚思团队提供技术援助，他们是义工，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捐助，我们心存感激。这么多年，他们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现在也不愿透露他们的名字。得到他们帮助后，我们就想，今年年底能不能建立起来？没想到他们效率很高，在美国他们要工作谋生，剩下时间夜以继日帮我们做。我们共同设计栏目，文字由我们整理提供，也很紧张，网站提前建立了。“ *蒋培坤先生：“天安门母亲”网站栏目介绍* 蒋培坤先生介绍“天安门母亲”网站栏目：“第一部分是关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简介，这部分分三方面――第一，‘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及构成及概貌。第二，‘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信念及主张。第三，‘天安门母亲’的足迹和历程。 第二个大栏目：“真相与记忆‘――’六四‘死难者名单、难属的证词、寻访实录。 第三个栏目：“呼吁与表达‘――主要是我们历年来的公开信、一些文稿、告同胞书，历年一些重要的采访、专访，有文字记录的。（这部分还没整理） 下一个栏目是‘六四’文献资料库，图片与声像等，现在有五十六幅死难者的照片，以及介绍。 我们这次还公布了两张‘示意图’――‘六四’死难者遇难地点示意图，及死亡医院的示意图。 中间还有‘本站推荐’――文章是滚动的，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以及转载的比较好的文章。 还有一栏：“评论与争鸣‘涉及’六四‘事件、’八九‘民运的，涉及’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质疑、批评等等。此栏正在建设，还未开通。” *蒋培坤先生：网站被封不意外，希望大家用代理服务器看* 问：“这个网站被封，您有什么感受？” 答：“这也没有什么意外，持有不同政见的网站，他不可能给你自由流通，可想而知。我们建立这个网站，因为现在国内网民很多都利用代理服务器来看海外的网站，希望大家能通过代理服务器看到我们的网站。服务器放在海外，向全世界说出我们的声音，总是有各种各样可能转到国内来。” *丁子霖女士：网站被封，是制度决定的* 丁子霖女士表示：“网站被封，是我们意料之中，这是制度决定的。现在整个新闻没有开放，‘六四’没有解禁，所以今天上午能放那么两、三个小时，我觉得已经很意外了，至少让人家知道‘天安门母亲’有个网站。” *蒋培坤先生：请记住“天安门母亲”网站网址* “天安门母亲”网站网址是：www.tiananmenmother.org *丁子霖女士：天灾与人祸* 天灾与“豆腐渣工程”人祸―― 丁子霖女士认为：“这次汶川大地震是我们民族的又一个大悲剧，是‘天灾’引发的，但是再加上‘豆腐渣工程’的‘人祸’，就造成了……刚才我看报六万八千多死亡（28日报），再加上一万多失踪的，遇难者就达到八万，再加上日后伤重不愈、不治身亡的，那就超过八万了。这是令人悲痛的。 我们每个‘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和四川地震遇难者家属心情一样、感同身受。我们这个国家今年真是个灾年、死亡年。年初雪灾，那么多同胞被剥夺了生命，受灾受难，接着又有交通事故，有死难者，接着又是‘五。一二’大地震…… 想起“六四”，纯粹的人祸―― 正像有的朋友给我们网站发来贺辞说的那样――‘六四’在当局是个敏感的字眼，偏偏‘六四’周年快临近了，青川又发生了6.4级地震，震的还有完没完？ 但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灾难面前，我觉得在大家遭大难的时候，所迸发出来的举国同悲，全民哀恸。我很自然地就想起，将近十九年前，儿子遇难的情况，那是一场纯粹的人祸呀！共和国军队，枪杀学生和平民，不是人祸又是什么！“ *丁子霖女士：想起久违的一九八九年的民主热情* 丁子霖女士说：“我又想到他们在屠杀之前，一九八九年时民众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要求民主，要求反对腐败，反对官倒，要求新闻自由等等那份热情，久违了！真的久违了，被野蛮的屠杀，硬把我们民族这份热情压下去了，压下去那么多年，以至于新的一代人不知道有‘六四’这回事。这是当局故意制造的遗忘。 可是，在这次大灾面前，全国和全球的华人以及国际友人、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着四川的地震，就像当年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大屠杀，关注屠杀之前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众的热情一样。我觉得这一幕，让我们这些经过这场劫难的人，不由自主就想起了这些“。 *丁子霖女士：良知没有丧失干净，我看到希望* 丁子霖女士说：“从这里，我觉得又看到一丝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管共产党当政者如何费尽心思，想要把‘六四’这段历史抹去，把他们这段罪恶抹去，从人们记忆里挖掉，做不到的！把民众的热情，像浇一盆冰水，把它熄灭，不可能，扑灭不掉的！ 他可以压一年、两年、三年……他也可以用强权、政治迫害来压、用经济、名利场来诱惑，但是真正有良知的，或隐藏在内心的，总有一天会迸发出来，释放出来。 我觉得，这次民众对灾区遇难同胞的那种关切，让我觉得中国人的心并没有冷，我们的民族还没有被共产党弄得那么冷漠麻木，良知还没有丧失干净。所以，从这里，我还能看到希望。 *丁子霖女士：国旗第一次为遇难平民降下，进步不能到此为止* 丁子霖女士认为：“国旗能够第一次为普通民众降下，我个人认为这是政府的一个进步，不管它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不管它是遇到压力的，还是它天良发现了。不管怎样，国旗是为遇难的平民百姓降下了。这是1949年他们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哀悼了三天。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大家抗争来的。我们要珍惜这一抗争的成果，也要肯定政府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进步。 问题是不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推着它往前走，被迫的也好，自愿的也好，只有往前走，没有回头路。而且，这个人祸，就是制度造成的。这个制度，就像我们网站发刊词里讲的‘不改就不行，非改不可’。 *丁子霖女士：两个“母亲群体”和人类普世价值* 丁子霖女士说：“十九年前那场‘六四’屠杀，中国大地上涌现、自然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十九年后，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国大地上又涌现、自发形成”四川地震母亲“群体。 我看到网上那些母亲捧着孩子们生前的照片，排列整齐地在那里和平请愿，要求政府追究和惩办‘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我想，母亲们也是被逼到这个份上，母爱是人的天性，对母爱的尊重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丁子霖女士：对生命的关爱与麻木冷漠* 丁子霖女士说：“从母爱，又联系到对生命的关爱。这次对灾区遇难同胞的关切，这份情感，就升华到人类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对死亡的敬畏和诫拒。我想这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身上的体现，我们要珍惜这些，保存下来。这是一份非常可贵的情感。 过去，我们常常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麻木冷漠感到悲凉――1989年的那份热情哪儿去了？共产党的那种利益驱动就这么灵啊？我们常常为此感到悲凉，觉得这个世界是太势利了！有时候看到国际社会在外交场合对中国政府可以提这个事、那个事，‘六四’已经闭口不谈了“。 *丁子霖女士：挺直脊梁骨，坚持正当诉求* 丁子霖女士说：“‘六四’过去了吗？这点我们已经明确了，得靠自己！这次决心要建立这个网站――一个人如果自己脊梁骨不硬，腰板不直，自己不争气，光靠人家来扶你，人家来替你呼冤，替你来对加害者施压为你讨公道，世界上没这么好的事！ 自己首先要争气，把腰板挺得直直的，骨头要硬硬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要顶住压力，坚持自己正当的诉求。但是不能着急，不能随风摇摆，只有自己坚持，人家才能帮你。 我们欢迎来自方方面面的善意的支持和关注，但我们首先自己要努力。 所以，这次四川大地震，可以说，我们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难友们见面，谈的也都是这些事。“ *丁子霖女士：今年“六四”开通“天安门母亲”网站，公布两张图* 今年的特别祭奠：网站开通和公布两张图―― 丁子霖女士谈今年“六四”特别的祭奠方式：“今年‘六四’十九周年，我们不写公开信了。 去年我们以座谈纪要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诉求和我们的理念。今年，一个是我们网站的开通，作为纪念十九年前遇难的同胞，我们公布这两张图――这也是一个朋友友好的创意。 来自三个方向的“T”形血路―― 根据我们以前陆续公布的名单，有遇难者的名字和遇难地点。如果有医院的话，记录送到哪个医院。在北京地图基础上，我们把遇难者、遇难地点标上，一张血路图就显示在面前了。 你看，那天夜里的屠杀，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戒严部队向天安门行进。 西边，从五棵松――公主坟――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南长街――天安门。 东边，从建国门――东单――南池子――正义路口――天安门。 南边，天桥――天坛――前门――珠市口――天安门。 图是白的，地点是黑的，遇难者名字是红的，非常明显。我第一眼看到时，非常明显是一个‘T’字形血路。这条血路是由我们亲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的鲜血铺成的。戒严部队就是从这三个方向，奉的邓李杨的命令杀进来的，到天安门。 驳“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 他们不是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吗？我们现在寻找到的虽然就有几个名字，但是在广场的方圆之内，纪念碑、旗杆下，人民大会堂旁边，小平房顶上，革命博物馆前面，有名有姓倒下的人。这是铁的事实，能抵赖得了吗？“ *丁子霖女士：唤起知情者的记忆与良知，请多给我们一点线索* 丁子霖女士表达她的希望说：“我们今年公布这两张示意图――遇难地点图和死在医院的图，标明我们已知道的有多少。公布这个，只是想唤起知情者那份已经埋藏得很深的记忆，更希望唤起他（她）们的良知，能够给我们提供多一点遇难者的线索。 譬如，这么多医院的示意图是我们难友自己想出来的。到目前为止，除了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在和我交谈的时候告诉我，他当时亲手抢救的送到301医院的‘六四’多少伤员、死了多少以外，（其他知道死在301医院的）几乎就没有。 北京这么多医院，当时救治了那么多，有抬到医院死了的人，复兴医院那么多，自行车棚里尸体都摞得成堆了，可是没有一个医院医务人员给我们提供哪怕一个数字。 救治者，如蒋彦永医生，当然不知道死者的名字，能提供个人数也好啊！只有我一个老朋友，在1989年知道我们儿子遇难了，他（她）是看着我儿子长大的，不忍当时来看我。8月份来看望我的时候，他（她）家有人在协和医院工作，就告诉我‘不是你一家的不幸，协和医院到8月份，冰柜里还有四十多具尸体没有被认领’。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和我丈夫都清楚记住了这句话。 *丁子霖女士：哪怕一星半点线索，我们都会继续去找* 就是这么一点线索，在偌大一个北京，这么众多的医院，这么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但面对‘六四’的禁区，噤若寒蝉。我想，他们中间不可能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些难属正在寻访，但就是一个都没有说，哪怕间接的、匿名的告诉我们一下，也没有。 所以这次我们也公布这个在各家医院的死亡人数，我们也想唤起北京各个医院当年的医务人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我们去找。我们有网址，他们也可以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北京现在搬迁变动很大，有时候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线索，也联络到他们的家人，证实这个大学生死了，有名有姓，死在哪个医院。但是我们再三去找，他（她）家属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问：“到现在寻访到的遇难者共有多少位？” 答：“我现在只能说188位，此外有几位还要进一步落实。” 问：“伤残者呢？” 答：“还是原来说的七十多。伤残者就更不愿意说了，因为他（她）毕竟是幸存者，和遇难者有所不同。有的伤残者很勇敢，也提供过证词、参加公开信签名。” 问：“今年‘六四’十九周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答：“我们希望网上的两张示意图能够推动寻访活动进一步开展，方方面面，直接间接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哪怕有一星半点线索，我们都会继续去找。” *张先玲女士：看见废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六四”被枪杀又被埋的王楠* “六四”难属张先玲的儿子王楠1989年遇难前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十九岁。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被戒严部队枪杀后，遗体又被戒严部队埋在天安门广场边二十八中门前土地里。 今年在大地震之后纪念“六四”，张先玲女士接受采访说“我看到废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王楠当时的样子。他有一张被从坑里面挖出来时的照片，（叹）人都变了形，身上全是泥土，跟地震中遇难的人有些相象，但原因完全是不一样的。 *张先玲女士：医生见到王楠时，还是可以抢救的状态* 那个是天灾，而这个完全是人祸，而且王楠完全是可以救活的人，反而给他置于死地。医生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抢救的状态。埋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他是三点半钟左右死亡的，估计是六点钟左右才埋下去的。 *张先玲女士：为不让卫星拍照，长安街上死后被埋的不止王楠一个* 埋的目的就是当时不让……据说卫星能够拍下长安街上的情况，当时就是不愿意让卫星拍下来。所以就把长安街上死的人埋了，也不止他一个。“ 问：“现在知道的，当时到底埋了多少人？” 答：“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从我的寻访中，确实从我孩子那个坑里就有三个人。在我寻访过程中，曾有个叫张慧敏（音）的人，她丈夫叫苏生机，他丈夫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我们整个名单里大概有十三个这样的人）。因他丈夫是8341部队转业的，很多战友转业在人大会堂、国务院、新华门里边，她丈夫的一个战友告诉她说，人大会堂外边也挖出一些人。她听说后，就和他丈夫的战友跑出去看，已经被拉走了，她没有看到。我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有埋人的。 后来我就联想起，在人大会堂外边，原来大概有两排松树，下面至少有一米见方的土地。‘六四’后，松树都没有了，都铺成方砖了。但确实在那里埋了多少人，在什么地方埋了，还没有确实的消息。“ 问：“王楠被埋的确切地点在哪儿？” 答：“新华门东边，国务院东门的外边，大概有几十米，旁边有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现在改名叫长安中学，就埋在大门东边的草坪里。” 问：“是什么机会就挖出来了？” 答：“当时坑挖得比较浅，裤腿都露在外面，一下雨就有腐烂气味，学校要开学，就报告了。挖出来，去领尸体的医生告诉，确切的是坑里埋了三个人。 王楠穿着一身军服，尤其是当年发的军用武装带，戒严部队以为他是个战士，就把他送倒医院去了，人家来查了几次，他不是战士，就通知学校了。我觉得就是天意，否则谁能想到在那里还能埋人哪！ *张先玲女士：我们夫妇不敢看地震人被埋的情况* 这次我看到地震，第一个场面我就特别难过，所以后来我都不敢看地震。我先生一看地震的情况，心脏病就犯了。确实太跟（王楠被埋）那情况相象了，不过一个天灾，一个人祸，瞬间人就没有了。 在地底下的人能挖出来，我也很高兴，毕竟把他（她）给挖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明明可以救，不救，给他弄死了再埋起来，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啊！“ *张先玲女士：肯定进步，珍重生命，反省摧残人性* 张先玲女士表示：“无论如何，他这次表现总还是有点人性，还是有一点进步，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肯定。” “中国人长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对人性蔑视。地震唤起人们人性的一面，能看到大家……包括政府方面对生命的尊重珍惜和人性之爱，我觉得还是好事情。 我自己有两方面感受：对罹难同胞突然在天灾中丧失了生命，他们亲人的悲痛，我们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但我们受到的待遇是不相同的，尽管有些人在私下里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不敢公开表达。现在因为大部分是天灾，大家能够把心中人性的爱、同情表达出来，我认为这是好事，包括政府做的这些事，起码是人性的第一步。 希望他们能真正反省这几十年来对人性的摧残，从现在开始一点点恢复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光辉的敬畏，和对人性爱的提倡。这就是我在今年‘六四’十九周年的想法。“ *张先玲女士：未及时允许海外救援者进入，最遗憾，最不该* 对于没有及时允许海外救援人员进入灾区抢救，张先玲表示：“这是最大的遗憾，太不应该，当时我们呼吁了，我觉得这太不人道了。” *张先玲女士：地震前后事一定要认真追查，惩处责任者* 张先玲女士认为：“地震中间，有些前因后果想起来非常不人道。校舍塌了那么多，现在政府方面总结出那么几条理由，简直就是混话，不是理由，简直就是搪塞。 例如，第一说是‘震级太高了，所以学校房子倒’，震级都是同样的，不见得学校那儿震级就特别高吧？有的政府房子怎么没塌呀！第二，说‘正好学生在上课’，那人家也在上班呀。说‘学生人比较集中’，既然人集中，你设计承重量就应该比较大呀…… 几条理由完全都不成立。地震前前后后的事情，一定要认真追查，是谁的错，该惩罚谁就惩罚谁，否则后果一样不堪设想。如果不追查，实在太不像话。作为家长，也不应该放过，不要再制造出一个‘四川母亲’群体来。 *张先玲：当局封网，犯罪杀人者害怕真相*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第二天，张先玲女士说：“开通网站是我们想了很久的事情，在志愿者团队帮助之下，能正式开通，非常高兴。当局把它封掉了，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我们要拒绝遗忘，呼唤良知，说出真相，当局害怕的就是真相。真相一说出来，很多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就都明白了，到底谁对谁错，谁犯罪杀了人？犯了罪的人是最怕真相的。 网站昨天开通，我和两个难属交流过，他们也表示很高兴，今天还不知道已经封了“。 *张先玲女士：管制新闻，虚弱无能；一种声音，奴化人民* 问：“封锁了你们的网站，您心里感受如何？” 答：“一是对他们蔑视，说明他们怕人说真话，才不让人自由表达意见。不光是我们，新闻他们也管得很厉害嘛，表现出虚弱无能的穷途末路的伎俩。 再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无奈，大多数人只能听一方面的声音。如果不是有些什么办法的话，很难看到不同的意见，听到不同的声音。长期听一种声音，思想就会变得麻木，变得很奴化。我也感到悲哀，有时甚至好像没有希望。 *张先玲女士：毕竟网上有一片很热闹的世界，希望还是有的* 关于网站，张先玲女士说：“我觉得这个网站非常重要，因为‘六四’已经过去十九年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桩事情。 当代年轻人也很有正义感，也对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我们社会的黑暗很不满。但他不知道，比他们早一辈的，十九年前的学生们已经为这个事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个网站开通之后，里面就有很多遇难者情况介绍，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情况介绍。 毕竟网还是有人看的，网上还有一片很热闹的世界，还是有些年轻人知道‘六四’这样的事情。 希望还是有的，道路可能比较漫长。 接触到一些二十岁上下的人，他们对‘六四’这件事知道得甚少，觉得根本不可想象，不要说开枪杀人，就是像文化革命这种事情，都觉得‘怎么可能啊？’当然我把自己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以后，他们也很愤怒。“ *张先玲女士：坚持自己的主张，注重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 张先玲女士表示：“我觉得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们从五十多岁变成七十多岁。政府居然这么多年都不能给一个公道！当时六十多岁的人已经八、九十岁了，他们也害怕自己在世的时候，看不到希望，他们内心有深深的遗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注重这个过程，这也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 张先玲女士说：“我觉得‘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就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当然我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维护自己权利的过程。这就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苏醒，这种苏醒，对每一个公民都是有用的。看到我们的网站人，也能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维护自身的权利，我们国家、民族才能有进步。 网站里有很多栏目――评论，事实真相、图片，揭露出一些真相。同时，了解一些真相又没有地方说的人，也可以把材料提供到我们网站来。或者他们有什么想法，对我们的抗争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放到我们网站来。我们可以讨论、评论，加强交流。“ *徐珏女士：儿子吴向东死于戒严部队的“开花弹”* 中国地质科学院退休研究员、“六四”难属徐珏女士的儿子吴向东在木樨地遇难，死于戒严部队的“开花弹”。 徐珏女士说：“他死时二十岁，东风电视机厂工人。上大学的夜校，仪器制造大学，学电子仪器专业，已经学了三年，再有一年毕业。他是学校里成绩非常好的，年龄也最小。” 十九年前，徐珏听到儿子遇难的消息，当时就昏了过去。她回忆说：“等我醒过来，医生说‘你要看，赶紧看看，说不定晚上解放军就把这些尸体都消去火化了’。我说‘那让我去看看’。两个医生就架着我，我一看到孩子，就趴过去想亲他。那两个医生都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架着我不许我，因为他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有细菌什么的，他们硬把我给架起来。 看着孩子，子弹（开花弹）是从前面射进去的，后面出来。前面子弹眼儿只有一个厘米，后面出来就起码有五、六个厘米大，伤口的肉都烫得圆圆的。实际上可能是十一点多受了伤，把他抬到医院里去，后来血就这么流光了。“ 问：“您见到他遗体是什么时候？” 答：“4日下午五点左右。大概凌晨一、二点就死了。周围一具一具尸体，堆在那车子上，一个个没闭眼，全是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旁边是一个科技大学学生，这边也是学生。朝他脚的一排那里，又有老太婆，还有小孩子……真是惨无人道。 我们真是急得没办法，回家后想办法，还是北京人偷偷给开了一张证明，说是病死的，就可以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就这样，以病死的名义去火化。 尸体运过去以前，说要给他洗洗都没时间，就用冲汽车的高压水龙头在他身上洗，衣服都还没脱好换好，这边说‘解放军来了’，又马上把湿淋淋的东西往汽车里送……很小的一个汽车，就拉着他东躲西藏地绕小道到了东郊火葬场，去火化。 火化之后，有人说‘你们家属快走，到时候解放军一来，把你们当作是暴徒家属，给你们一车都打死’“。 *徐珏女士：封锁网络，对国家发展不利，应呼吁开放网络* 在外地出差刚刚回到北京的徐珏女士得知“天安门母亲”网站被封锁，她说：“我觉得我们国家采取新闻封闭、对媒体封闭由来已久。 但是，这次大地震，通过群众呼吁，外边救援队可以进来了，说明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对媒体、网络封锁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改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很不利。自由通讯，大家可以讲心里话，才能生动活泼，国家才能发展。这种封锁的策略实际是很愚蠢的。我们和全世界应该呼吁国家给媒体新闻自由、开放网络。在大家努力下，说不定在一定的压力下，它会有所改进。 *徐珏女士：在地震中为生命抗争的人与为民主自由牺牲生命的人* 徐珏女士认为：“从这次地震来讲，中央的领导能到第一线去，对生命的珍爱比以前有所进步，也是在世界大家庭的压力、帮助之下，他们能有所一点点改进。但是，总体来讲还存在很大问题。” 她说：“这段时间虽然我出差，看到地震的情况，每天都在流泪，一个是为四川灾民承受了这么大痛苦，还是在坚强地为生命抗争，每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就对比我自己的孩子，在十九年前…… 地震是天灾，可‘六四’那时候，纯粹是人祸，他们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为了‘反官倒，反腐败’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情况下，邓小平他们派了甚至坦克、机关枪等先进武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野战军进入北京城，镇压了那么多北京学生、平民，还有外地学生，甚至用坦克压死了很多人。 这些，因为那时候我去找儿子，一路上都亲眼看到了。历历在目的场面，我永远不能忘怀。 现在已经十九年了，虽然地震后他们对生命能够有所珍爱，可是对我们已经死去的那些孩子，他们也是学生，现在地震中死的也主要是学生。 一个是天灾，我们孩子的死是人为制造的人祸，他们完全是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些手无寸铁的为了祖国进步的学生和平民。 *徐珏女士：从“珍惜生命”到同情“六四”死难者* 可是到现在，中央根本没有丝毫承认错误的表露，所以我心里边还是不断滴着血。十九年，我们是非常难熬地过来的。我们要求对话，到现在理也不理我们。 马上‘六四’要到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给亲人扫墓的。既然为遇难灾民能有三天的哀悼，对我们的子女，在‘人祸’中被他们活活杀死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连我们自己去哀悼，也不允许，还有警察跟着！去年是这样，年年是这样。 今年我还是要去，不管他怎么跟着，就是把我抓起来，我觉得纪念死者、尊重死者、尊重生命，这是人类不可磨灭、维护人权最基本的保障。 他们都要剥夺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全世界的力量，使我国领导能真正认识到，什么叫‘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尊重死者’，他们提高了认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通过地震，全国人民好像都凝聚在一起，为什么？就是觉得应该珍惜生命，在人们整个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也许以后他们也会想到同情‘六四’死难者。 *徐珏女士：尚未给“六四”遇难者下半旗，但望不阻拦亲人哀悼* 这次，我们哀悼在地震中的逝者，同时我们也哀悼自己的亲人，在‘六四’十九年来，国家也没有能够给下个半旗。 现在我们也没有奢望能下半旗，但是希望我们去哀悼亲人的时候，不要对我们作任何阻拦或粗暴的行为，这可能对我们是比较最大的安慰。 本来我在出差，特别赶回来，就是为了‘六四’。不管怎样，我要抗争到底，有全世界的支持，我们会变得非常坚强。“ *徐珏女士：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义讨回来* 问：“‘六四’过去十九年了，提到‘六四’，您接触的现在二十岁左右的人什么反应？” 答：“我觉得有点麻木，有些孩子还可以，不反驳，但是有些对‘六四’的情况都不了解。在这种场合下，要是讲多了，人多的情况下，人家就会阻拦我们讲。个别时候，可以给讲讲。但年龄大一点的，他们还了解，对我们很同情。刚二十岁的人大部分都不了解情况。 想到我们这十九年来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甚至一开始我都不想活。现在我想，我要活得好，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义讨回来。 我内心非常感谢国际力量对我们的支持，经济上、精神上各个方面，真的非常感谢！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法维持下去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坚强，尽管我们老的老，病的病。“ *被监控的“六四”伤残者* 今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十四次“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先生5月23日被警方从家中带走，6月2日被送回家中，警方告诉他，美国来了一个对话团，威胁说随时可以将他带走，不许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讲自己的事情。现在他家门前仍有警车、警察把守。 “六四”十九周年前夕6月3日夜里，齐志勇先生表示：“这些都是压在我和许多人身上的黑暗的地方，应该去揭露它、透明它。 十九年前当政的政府派兵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和学生。在这十九年当中，更换了几届新的政府，我都盼着他们能够有个新的说法。我总觉得胡温政府上来以后，应该有新的看法、新的解决对话，平和地与我们对话，向死去者的家属赔礼道歉，或赔偿，以平复老百姓心中的不满。没想到还是这样。 最近四川发生地震，我的心里也在悼念死去的百姓，心中不太平静。 明天就是6月4日，我就是在十九年前今天夜里一点二十分在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的左腿，现在还是残疾。“ 齐志勇先生表示：“在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们，他们的心情更加悲痛，我永远不会随时间的流逝把‘六四’忘记。 尤其是在人权方面，2007年12月胡佳被抓，因言论、发表文章被判罪。还有很多人为争取言论自由进入大牢，导致他们的家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为此心情非常不好。 现在北京夜已深了，马上就是‘六。三’、‘六。四’了。他们的部队是十九年前今天晚上九点钟从木樨地开的枪，然后进到天安门广场，坦克、开枪……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心情很不好。“ *尹敏女士：“六四”人祸，戒严部队打死那么多老百姓，十九年得不到解决* “六四”难属尹敏的儿子叶伟航1989年6月3日夜里被戒严部队枪杀，当时十九岁，是北京五十七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 “六四”十九周年前夕，从外地刚刚回到北京的尹敏女士，接受采访说“这次地震，天灾造成这么大伤亡，那么多生命，刹那间全都消失，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八九‘六四’的难属，那次作为人祸，枪林弹雨之下，打死那么多老百姓，打死那么多无辜的青年，到现在没有一点说法，我觉得非常不合理，也非常不人道。 这十九年对我们来说，实在各方面打击都很大，但是现在我们得不到解决，很无奈。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就是不能站出来谈这个问题，不能承担。 我们每年的要求也很强烈，迟迟得不到解决。我父母亲年纪都很大了，我一直在外地，最近这一、两天才回来。 *尹敏女士：十九年前的6月3日夜里* 尹敏回忆说：“1989年6月3日，我儿子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到晚九点多鈡的时候，因我家住在紫竹院这边，离木樨地很近，听到枪声。我告诉我儿子‘你哪儿也不要去，外边开枪了’，他说‘好吧’。 因那时我们后边是个十字路口，各高等院校的学生来回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市民，是睡不了觉的，所以我们都到马路边上去看事态的发展，就没管我的儿子。他单独一个房间，在里边温书，我说‘你早点睡觉’，就出去了。 *尹敏女士：6月4日上午，以为儿子去上课，发现预备好的衣服没穿走* 我一夜都没回来，一直到天亮四点来鈡的时候，我想到儿子要考大学，我应该去买点东西，白糖鸡蛋什么的。我觉得儿子去上课了，因为他告诉我要去补课。当时我很傻，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买东西回来准备午餐，想儿子回来要吃饭。 这时，我突然想起到他房间看一看。一进门，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不妙――他应该上学穿的衣服没穿走，擦得锃亮的皮鞋没穿，放在门口。 这时候，我马上把做着饭菜的锅和火全部关掉，和我爱人就奔学校了。 *尹敏女士：学校没上课，家中儿子书桌上摆着《纪念刘和珍君》* 学校传达室的老头说‘你太傻了，这种情况还能来上课？我们今天根本没补课。’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觉得这孩子要出事，有个预感。 回到家以后，我一看他的东西，桌上摆的是他们高三的语文课本《纪念刘和珍君》，摆得整整齐齐，写的笔记和日记。最后那个台灯旁边，这个条也可能是有意或者无意的，他写的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要笑着面对人生’。 问：“是他特别找到这篇文章看，还是复习内容？” 答：“总复习，就复习到这里。” 问：“伟航高考志向是学什么？” 答：“他是学理工。但是在学潮的时候，天安门绝食，他在学校是好学生，老师跟我讲，对他说‘谁上天安门，你也不能去，你是班干部’。儿子后来跟我讲，说‘妈，我去过两、三次，我特别同情这些大学生’。” *尹敏女士：6月4日下午晚上的寻找* 后来，我们夫妇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院有一个腿被打中的孩子，住在海军总院，我就叫他哥哥去给我看看医院里有没有我们家伟航。他说受伤的没有。 后来我和我爱人一直找，先到复兴医院，因为听说到复兴医院去的伤亡是最惨重的。到了停尸房，摆了一地都是尸体，我挨着个儿看，没有我的儿子。 当时我看的复兴医院的地上，大约得有几十上百尸体。我非常遗憾没带照相机，当时那个情况没照下来。“ 问：“您说一地尸体，您看什么年龄段的比较多？” 答：“一进门就是一个小孩、一个老太太五、六十岁。我一进门，跟着人排着队，心情复杂得很。再往里走，原来那是复兴医院的一个停车房，停自行车的，作为临时的太平间。进去一看，脚对脚，尸体摆一排一排的，中间留一个走道的地方，供这些人来看。我和我爱人就挨着个看。我看死者确实是年轻人比较多。 我们又到铁路医院、304医院……从我们家，沿着复兴医院往西，这边 所有的医院我们都找了，都没有。 到晚上我们九、十点钟回到家的时候，还是没有。我们的同事、朋友都来了。 连夜到城里其它医院去找，也没有。当时就听说有的人被抓走了，后来我就让我们的同事……因为我们是公安部系统，通过关系问，被抓的有我儿子没有，他们也没打听到。 *尹敏女士：6月5日在海军医院“无名尸”照片中发现伟航*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出去找，他们说海军医院最多。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死亡名单没出来，不让看，最后我们又到海军医院去看。先前我的朋友先去看，他们说有，但是必须亲属去确认。当时我已经起不来了，我爱人和几个好朋友就一块儿到海军医院传达室去看‘无名尸’的相片，其中有我儿子伟航。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问：“当时叫‘无名尸’的有几个？” 答：“好多。因为夏天，很闷热的天气，他又没穿制服，校徽什么都没有。就穿着运动衫、T恤衫、运动裤，身上没有任何标志。” *尹敏女士：大夫说这孩子来的时候并没有死* 我的同事（医生）去确认回来以后，就让我给他找衣服。因为他马上要考大学了，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因为我这个儿子长得非常帅，大高个儿，白白净净的，长得非常英俊。所以，我给他买了很多准备上大学的衣服――西服、衬衫、鞋呀……最后让我的同事给他穿上。 我有一个好朋友去找他那个大夫，说这孩子当时来的时候并没有死，他的生命力真是旺盛，毕竟年轻。当海军医院大批抢救，九点半多开的枪，到十一、二点的时候，伤员多得很。 我儿子离开家时半夜十二点多，有的同事看见他了。大夫说有几个小伙子背他到的医院，说‘大夫！大夫快救救他，他还没死！’大夫看见他伤成那样，还有一点心跳。大夫正要休息，一看他那么年轻稚嫩的一个小伙子，就想抢救，后来发现后脑有一枪，没抢救过来。 *尹敏女士：见到儿子遗体* 擦洗干净以后，他们才带我去看儿子。他们一开始不敢让我看，说太残忍了。“ 问：“您看到伟航的时候，看他的伤情，您见到他的心情？” 答：“当时他们把衣服给穿得非常好，都弄得干干净净。把我带到海军医场院停尸房。他停在一张床上。我过去看见他的时候，看不见什么（伤），但我一看，这孩子太年轻了，太可惜了！在场的人都特别悲伤，我抱着他的头痛哭‘你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就走了！’我的心跟刀绞一样，因为我们娘俩的关系是最好最好的，我哭得有点起不来了，大家再三劝我。 第二天把他拉到八宝山的时候，在车上我抱着他，他的脸就开始发黑，鼻孔和口腔里就有淤血出来了。最后他的脸黑紫黑紫的，脸就很大了，整个都变形了。 *尹敏女士：一直旋绕在脑海里的问题* 第一天穿衣服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没有，送到八宝山火葬场的时候，打开衣服一看，胸前有三大道子黑紫的印，很宽的，后来我们推断是被打伤。 他的伤很重，至今我痛就痛在他是右肩一个贯通伤，打穿的；前胸一个闭合伤，没打通的；后脑有一个闭合伤。这个情况就经常在我脑海里，为什么他要受这个伤？打他的人太残忍了！ 比如说，你要打他头是第一枪的话，打他的后脑部，他已经就完了，为什么还打他前胸两枪？假如先打他前胸两枪的话，他人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补他后脑这一枪？这个事情我就总想不通。看到我们难属的时候，我也问他们‘我儿子的伤，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一说到这个事情，我全身都发麻，现在就开始发麻。打他的人真是丧天良，太没有人性了！ 问：“三处都是枪伤吗？” 答：“是。” 尹敏说：“他们老师来，到他房间一看，看到这个《纪念刘和珍君》，都很震动，都落泪了，说‘这孩子学习非常好’。他们学校还给他开了追悼会哪！” 在我的内心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一，我想寻找这四个人，谁背他去的？当时在什么地方找到的他？现在受政治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另外就是，谁他的他，打成这么惨？问题就在我脑海里，在我心里，这么旋绕着。 *尹敏女士：地震后对比“六四”――同样是生命* 十九年过去了，尹敏女士说：“就这次灾害和‘六四’来比，我觉得共产党中央更应该拿出个高姿态来。同样是生命，为什么对我们的事情就置之不理？反而倒唱高调‘和谐社会’‘人性化’……那我们那些孩子呢？我们那些亲人呢？怎么安置我们？怎么抚平我们内心的痛苦和悲伤？尽管我们作了这么多年努力，迟迟得不到一点的解决，而且每年还要对我们进行监控，这不管从那条来讲，就他的‘和谐’和‘人性化’，我觉得都是虚伪的。” *尹敏女士：历年至今所受警方的监控* 问：“您历年受什么样的监控？” 答：“每一年的重要会议、‘六四’，或者清明节，这些比较重要的日子，基本上对我都是监控的，最严重的是警车在我楼下。一直看着我。我出去买东西，带孙女去上学，带孩子看病，都是警车跟着，或坐着警车出入。 原来他们都是派警车，后来我找派出所所长，因为我孙女那时四、五岁，五、六岁（今年八岁），她很疑惑。在她的心目当中，警察是好人，无可非议，这是一般的教育，但她奶奶是她最亲的人，奶奶绝对不是坏人，这是她心里更明白的。她心里就有个障碍，为什么警察要看着我奶奶？孩子从小心里就有个阴影，有个模糊，对小孩思想影响挺大。我就找到他们，毕竟这些年轻警察，和我死去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咱们都是母亲，也不愿意他们为这件事丢掉工作，也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就说‘你非要看我，也是被逼无奈，是受上边的指令，来看着我们，但是你不能用警车，否则我的下一代不知道奶奶是好人，还是警察是好人。所以最后他们把车就换掉了，换成一般私家车来看着我。 ‘六四’又快到了，十九周年，他们又来问我‘有什么事没有？要干什么事？’我很直截了当地和他们讲‘国难当头，抗震救灾，谁也顾不上我们，没人理我们。我们再怎么反抗，也没人答理我们，十九年了，也没人管我们，我们也不可能作出什么过激行为。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吧！’我老父母病得很重，都是癌症晚期，所以我确实也忙不过来。 *尹敏女士：公开公正解决“六四”问题，否则“和谐”“人性”是虚伪空谈* 这几年我们提的问题就是要求公开、公正、公平地解决这个事情，尤其今年的天灾，说实在的，对中国打击很大――春天南方的冰雪，这次四川的大地震……但越是这样，我越想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人祸造成的这些伤亡，政府怎么来解决，怎么向人民来交待？越是这样，越有一个比较。 天灾造成这么大伤亡，你政府出面做了这么些事情，那么，我们那些人呢？人祸造成的呢？只字不提！我觉得这是不容许的。 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强烈要求，对我们的问题要有个说法，那才是一个和谐、人性化的社会，否则完全都是虚伪的空谈。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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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十九周年祭——尊重生命寻求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