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芝老人，我们来得太迟了

 

尤维洁

 

在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又一位老人走了，走完了她饱受悲情与苦难的人生。

她叫孙秀芝，“六四”死难者刘春永的母亲。终年73岁。

在这位老人永远合上眼睛的那一刻，她的心底依然有着带不走的冤、带不走的恨、带不走的爱。

她寃，冤她深爱着的小儿子刘春永过早地离开了她。风华正茂的刘春永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就在1989年6月4日的临晨，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

她恨，她恨自己为什么得了癌症，不能坚持到儿子冤情得到昭雪的一天，不能等到人间的正义降临到她的身边。

她爱，她爱她的小儿子刘春永，爱她的大儿子刘春林。小儿子离她而去后，是她的大儿子与她相依为命，陪伴她走过了艰难、悲苦的十八年。在这十八年里，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这唯一的骨肉身上。现在她就要走了。她放不下大儿子孓然一身，更放不下儿子遭受精神性病患的折磨。儿子需要她的关爱，需要她的呵护，她不能就此撒手而去。

这一切的不幸，皆源于十九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当年，作为大哥的刘春林亲眼目睹了那场血腥的大屠杀。弟弟的不幸遇难，给予他毁灭性的打击，他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在之后的十八年时间里，他始终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恐惧之中，也始终处于一种难以消解的自责之中。他后悔没有保护好小自己十岁的弟弟。这使他一度陷入神经失常，即使在以后，也仍然时断时续，最终落下了久治难愈的精神性病患，几乎失去了谋生能力。就此，母子俩就只能靠沿街摆摊卖茶叶蛋为生。

我第一次走进孙秀芝老人的家，是在1998年隆冬时节临近春节的一天。我受难友张先玲女士的委托，给老人送去人道救助金。那时，她家在珠市口西大街棕树头条2号。这是一条很不起眼的斜街，在胡同连着胡同的街区我问了好几位路人才找到了老人的家。进得院门，是一个不大的小院，中间有几棵落了叶的说不上名字的树，四周拥挤地居住着五六户人家，各家都有很多东西堆放在院子里，只留下了一条狭窄、弯曲的小过道。她家坐南朝北，光线晦暗，室内的陈设及其简陋。大约十七、八米的屋子里放着两张床、一张吃饭的桌子、一个做饭烧水的炉子，剩下的地方就不多了，还堆满了一些破烂的家什……。

我闻到了屋里一股淡淡的茶叶蛋香味，才注意到地上摆着的几个盆里、锅里，盛满了已经煮好的茶叶蛋，我即刻意识到这是老人一家的生计。因为是初次见面，开始我们都有点拘束。那时，她看上去已有六十多岁，但身子骨还算硬朗，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眉眼中透出一种慈祥和坚韧。那天她上身穿一件士林布棉袄，下身是一条旧时农村妇女穿的黑色免裆裤，裤腿照例被扎了起来，像是一位从农村到城里来串亲的农村妇女。由这番装束，引起了我对她身世猜测。

她告诉我，她与她死去的丈夫都是北京通州宋庄人，早年因丈夫在城里工作，就在城区安了家。她的大儿子出生于1957年，小儿子出生于1967年，哥俩相差十岁。她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家里带孩子，为一家人做饭、料理家务。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她和他家庭的命运。1970年她丈夫突然患心肌梗死去世了，身后留下了两个儿子。当时她才36岁，大儿子上中学，小儿子刚三岁。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生活很艰难。后来她丈夫的单位（宣武区综合修配二厂，现在是北京鑫锦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把她收留到厂里当了工人，她就靠一个人的微薄工资抚养两个儿子。她含辛茹苦，终于把兄弟俩抚养成人，大儿子成了北京铜厂的一名炉前工，小儿子也在天桥浴池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不久她就退休了，但生活也还过得去。想不到“六四”一场劫难，把她刚刚舒缓过来的家整个地毁了，一下子被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卖茶叶蛋，也就成了他娘俩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谋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