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安之痛

 

张先玲 

 

 万安公墓，我心中永远的痛。

这座公墓，原先与我无关，只是听说，从未去过。然而，1989年6月4日这个日子，把我与这座公墓连在了一起，从此，它成了我时时刻刻思念着、牵挂着的一块伤心地。因为，我儿子王楠的骨灰就安放在这座公墓。自1989年至今，每逢清明和六四忌日，我和我丈夫都会去到那里，为儿子扫墓、祭奠。已经十九年了，我的头发也从乌黑变成了花白。白发人祭黑发人，一种别样的哀伤将伴随我终生。

王楠之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这篇文章现已收录在丁子霖女士的《寻访六四受难者》（2005年）一书中。文中有一段文字大意是：

1989年，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北京闹学潮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在路上碰到去天安门的大学生。他对这次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多次去天安门拍照。他曾要我再给他一点钱去买胶卷，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贵的镜头。一次他看国际新闻时对我说：“您看这个镜头多么珍贵，如果没有人拍下来，今天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有人知道。”出于对学潮的关心，他和另一位同学于五月十七日那一天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游行，以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顶红头盔，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他那时刚刚军训回来，这天他穿着一身旧军服，腰间扎着军训时战士送给他的一条新皮带—— 也许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别是那条真正军人用的新皮带，我们才得以认领到他的遗体。

十九年来，政府当局始终把1989年6月4日民众反抗军队镇压的正义行动污蔑为“反革命暴乱”。而近年来，我也注意到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是当年的学生太冲动，是白白去送死，死得不值。这两种说法我都不能接受，因为我了解我的儿子，了解同我儿子一起倒下的人们。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为了什么死的。

在这座公墓里，除了我儿子，还有：袁力、段昌隆、郝致京、杨明湖、杨燕声、王卫萍（女）、杨振江、郭春珉等八人。他们都是一些很优秀的青年啊。当年，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者，他们唯一的行动，就是走上大街阻止军队进城，就是劝说军队不要向民众开枪，就是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倒下的伤员，或者，像我儿子那样，仅仅是为了要拍摄下历史的镜头。但是，他们都被无情地夺去了生命。他们不是“暴徒”，不是“看客”，更不是什么盲目的冲动，他们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理想，更有一份担当。

起初，我们这些死难者亲属互不相识，每到清明、六四，都是各家祭奠各家的。后来互相认识了，渐渐形成了一个祭奠者群体。最早相识的是死者杨明湖的遗孀尤维洁。惨案发生后的第二个周年，我去万安公墓祭奠儿子，发现在儿子的骨灰盒上放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留下了写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原来那张字条还是那年清明留下的。我把这张纸条给了丁子霖女士，不久，我们就与这位遗孀见了面。此后，我们又结识了杨燕声的遗孀黄金平，她丈夫的骨灰盒就安放在我儿子骨灰盒的同一排。92年，丁子霖通过朋友们的帮助，找到了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袁力的母亲李雪文，以及郝致京的家人。他们死去的亲人也都安葬在万安公墓，我与她们也就很自然地建立了联系。此后，我们又在这个公墓发现了死难者王卫萍女士的墓碑。王是为抢救伤员而死的，当时她是北京医科大学临毕业的学生。

几年后，有一次我正在墓园的石桌上祭奠王楠，看到一位30多岁的男子，满脸悲伤，默默地坐在另一张石桌旁，桌上放着的骨灰盒上，镶嵌的是一位青年的相片，我心里一惊：他会不会也是死于“六四”大屠杀？

我走过去轻轻的讯问那位男子：“这是你的什么人？”

“弟弟。”他说。

“是怎么去世的？是在那天晚上吗？……”

“是。”他哽咽了。

 又一位无辜的热血青年死在了“共和国”军队的屠刀下。他叫杨振江，是一位年轻的厨师。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又在这个公墓结识了死难者郭春珉的亲属，郭是一位飞行员的儿子、时年21岁，中学生。他的骨灰安放在这个公墓的骨灰廊。

这一群失去亲人的难属，来自京城的各个角落，甚至还有来自外地的，以前我们素不相识，是“六四”大屠杀的血泪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对死去的儿女有着同样的思念、同样的爱，我们的心里都有着共同的诉求、共同的期盼。于是，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大家商议：此后每年“六四”忌日，都在墓区适中的地点——袁力墓前举行集体祭奠仪式。此项集体祭奠在以后的年月里形成了惯例，中间从未停止过。

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件事情竟让有关当局坐卧不安。每当“六四”祭灵那一天，他们都要派出多辆警车实行监视。在公墓门口，要查看来人证件，逐个登记，如有“可疑”，不准入内。在墓园内，有多达十几名的公安警察和国安便衣来回巡逻、窥视。更有甚者，当我们的祭奠仪式进行之际，还有便衣人员近距离监控、摄像。这是对“六四”亡灵的亵渎！这是给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当局的企图，就是不让万安祭奠的消息透露到外面，就是要让世人遗忘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为此，他们竟在公墓门口贴上了一条警示：“中外记者禁止入内！”太荒唐了，连死人的墓葬也成了“国家机密”！

不仅如此，警方还极力阻止难属前往万安祭奠。周淑庄女士是我们群体中最早被公安部门列为监控对象的难属之一，每当“六四”忌日，她几乎都被阻止出门。“六四”十五周年，是当局监控最严厉的一年。就在“六四”的前一天，即6月3日的晚上九点钟，一群国安突然闯进我的家里，横蛮地通知我所谓上级的决定：不准我第二天去万安祭奠。我悲愤交加，怒火中烧，责问他们为何不准祭奠？他们无言以对。最后他们责令我：不准让无关的人员参加。我断然回答：除了至亲好友，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外人。谁知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又来了五、六个人，不让我们离家一步，几经交涉，最后把我们挟持到他们的车上，路上绕行许久才抵达公墓。事后我知道，那天在周淑庄女士家也演出了同样的一幕。已经身残多年的周淑庄女士，他们也没有放过，交涉到最后，她是坐着轮椅由家人抬上警车去公墓的。当天的万安公墓，风声鹤唳，戒备森严。他们出动了大批人马，利用手机联络，把一家家难属按时间段隔开，出来一家，才准许进去一家，不准举行集体祭奠。当天丁子霖夫妇本来也已决定要去参加万安集体祭奠仪式的，但也被不容分说地阻止在家里。

“万安公墓”这块地方，积淀了我们太多的泪水和悲愤，也记录了我们不屈的抗争。它是我们心里的一片净土，也是我们毕生的寄托。

这块坐落在玉泉山和香山环抱的平川之上的墓地，宁静而肃穆。这里安葬着不少国民政府时期的志士仁人和著名将领。1949年后，又有不少社会名流、学者、教授长眠于此。现在，又多了九位89民主志士。正因为如此，它几乎又成了一块禁地，一块让正义之士敬仰而让独裁者胆寒的地方。

张先玲2008年5月